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以山东省高密市某镇为例

□刘春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法治在处理社会发展各种矛盾有着重大意义，也是顺应社会转型时期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需要。作为社会治理最基层的主体，镇域该如何找准切入点，将法治思维运用到矛盾化解中，对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山东省高密市某镇社会治理实践进行调研，分析现状及原因，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出建议。

现状及问题

一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2019年，该镇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85起，从矛盾纠纷的类型看，土地权属、土地承包、房屋宅基地、劳资福利、各种赔偿等5类纠纷排在前位，共171件，占纠纷总数的92.4%，涉及范围广、牵涉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动辄越级上访，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增大。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机制的重建、调整，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问题，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日益复杂，有关部门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加大。同时，预防、打击犯罪难度加大，诱发、滋生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有进一步蔓延趋势。

三是社会治理机制尚不健全。因治理体制机制仍不完善，某些行业、场所混乱秩序解决不及时，特别是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导致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不到位。如关于基层民办养老院的关停或提升，涉及民政、卫计等多个部门，但主管部门往往是压基层、督导基层，主管作用未发挥。

四是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化。受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落后，后勤保障有待强化等因素影响。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容易发生影响稳定问题。不少单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不会做、不敢做、不愿做群众工作，甚至作风粗暴，原本一些可以在当地平息的纠纷因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升级。

原因分析

客观方面看，集中体现在法律、制度欠缺。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矛盾，如企业改制方面，由于缺乏政策依据，基层不敢乱开口子，导致无所适从。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如征地安置、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带来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多因法律、制度调整缺位、缺乏权威，甚至制度冲突，导致利益纠纷解而不决、化而不解。利益保护机制不完善引发的矛盾，如劳动、医疗、教育等领域，由于利益调整机制和权益保护机制没有及时建立和完善，导致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引发矛盾。

主观方面看，思想认识上，一方面少数干部对群众诉求不重视，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想，重形式、轻实效，得过且过；另一方面群众缺乏法治意识，存在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现象，企图通过“捷径”解决问题。工作方式方法上，少数领导干部思路不活、方法不多，方式简单粗暴，甚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工作作风上，化解矛盾纠纷抓不住要害，找不准关键点。责任落实上，一方面个别领导不能深入研究矛盾纠纷的特点及根源，思路不明晰，工作不深入，措施不得力；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工作不到位、不细致，甚至不作为。协作配合上，当矛盾纠纷涉及多个单位时，一些单位不积极参与和配合，而是相互“踢皮球”，延误了矛盾化解。

改进建议

一是建立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做到纠纷解决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化解矛盾纠纷上，坚持手段多元化，实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强化诉调对接机制在化解行业矛盾中的作用，做到能调则调。注重经济、行政、道德等手段的综合运用，突出协商对话、和解、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等法律手段，使纠纷双方平等对话，明辨是非曲直，达到案结事了。

二是建立正确的利益关系调整机制。建立完备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重大决策制定、重大项目开工前，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多考虑各方面群众的利益，严格进行风险评估，评估通不过绝不能开工、实施，真正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同时，建立相应的利益诉求表达、利益冲突协调、利益保护和利益纠纷化解等机制，从制度层面上做到有矛盾就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机制，任何人都不存在特权。

三是充分发挥第三方平台作用。以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应建立政府主导、中立第三方主持、矛盾双方认可的矛盾处理机制。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平台应独立于各主管部门，可由行业专家、法律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老干部等人员组成，受司法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工作运转上，财政部门应给予资金支持，提高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要加大调解员队伍能力建设，司法行政部门强化监督，严格考核，确保调解员依法、公正调解。强化诉调对接机制，对调解成功达成协议的，审判机关应及时确认其效力，提高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权威性、可执行性。

四是加快社区便民服务一体化建设。研究建立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统筹部门服务，解决力量分散的问题，实现“统一挂号，分别诊病”。强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总体设计，明确职责任务，加强法治、德治、自治融合，推动社区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建立“乡呼县应”机制，完善“你吹哨、我报到”制度，推动民生诉求解决。进一步实施“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法律顾问借助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条件，提前掌握社情民意与矛盾纠纷信息，为党委、政府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提供条件。

五是建立健全有效的齐抓共管机制。党委、政府整体谋划、全面推进，注重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行业主管部门切实负起责任，积极与党委、政府沟通、协作，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完善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严防权力滥用。同时，注重社会协同，完善群防群治机制，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引导群众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强化自我管理、教育、服务和监督，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通过发展壮大社区工作者、义工、群防群治队伍等社会化力量，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高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