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会议纪要”之利弊

□特约撰稿 邓定永

“醉驾”是引发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2011年5月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其中“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是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表现之一，依法应当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当时通俗的说法是“醉驾入刑”。经过8年多的司法实践，据今年7月31日最高法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首次超越盗窃罪，排在第一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醉驾入刑”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刑法的规制，惩罚酒后道路驾驶行为，引导公众关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经过多年的严格执法，“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另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具体的“醉驾”案件案情千差万别，而认定犯罪的标准（尤其是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相对比较刚性，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醉驾”者本意是为了遵守法律，却不慎触碰法网的情形。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则难免与“醉驾入刑”的立法宗旨相违背。近年来，各地相继形成并出台了一些软性的处理办法，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对某些特殊的个案网开一面，以期实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效果。其中以浙江省公检法机关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尤为引人注目。

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10月8日，浙江省司法厅微信公号“浙江普法”发布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共六个部分，其中有两处规定引发较大争议：1.对于醉酒之后在道路之外的场所挪车的，或仅在居民小区内接替驾驶的，或仅驶出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的，不属于“醉驾”。2.酒精含量在170mg／100ml以下，认罪悔罪，且无从重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以下，且无从重情节，危害不大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移送审查起诉。

赞成者认为，上述规定并不意味着对醉驾的处罚从轻，而是处罚的人性化和明确化。首先，“醉驾一律入刑”的说法并不准确。刑法总则第13条关于犯罪定义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总则规定对分则中所有的罪名都是适用的，没有理由将危险驾驶罪排除在外。其次，在上述场合下司机的注意义务比道路上更高，即便醉驾者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处罚更重的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等罪名，甚至是故意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再次，关于不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都有刑法总则或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依据。不能简单将这些做法理解为是对醉驾行为的宽纵，相反，它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是对以往不加区分的“一刀切”的刚性做法的人性化变通，从而适应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将没有足够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在刑罚处罚之外。

反对者，以下面五大理由提出了反驳意见：

第一，我国刑法是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而非具体危险犯，有其特殊意义。若将醉驾设置为情节犯或具体危险犯，在实践中就必须判断个案中的驾驶人酒量大小，必须证明醉酒状态是否影响到安全驾驶，以判断具体危险是否存在，但这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立法上对醉驾入刑采取从严的态度，是刑罚积极主义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刑事立法的宣示或象征意义，提供社会公众在不安社会状态下象征性的安全感和情感归宿，并起到一般预防作用。“纪要”通过对“道路”的限缩解释和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适用，不适当地限制了处罚范围，违背了立法目的。

第二，从世界范围内的立法例来看，各国（地区）对于醉驾行为无论是在入罪，还是刑罚设置上都采取较为严厉的立法态度加以禁止，即单纯以血液中酒精含量作为认定犯罪的最低标准。我国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一标准之外加入一些其他的实质性考量因素。

第三，“纪要”将“居民小区、学校校园、机关企事业单位内等不允许机动车自由通行的通道及专用停车场”排除在醉驾规制范围之外，不仅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的解释相冲突，而且与刑法相关条文的法益保护目的相违背。

第四，“纪要”以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为依据，将醉驾行为出罪，既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也不符合刑法基本原理。在醉驾行为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社会背景下，试图通过提高“入罪门槛”减少醉驾案件，纯属掩耳盗铃，不仅置立法于不顾，更置“公共安全”于不顾。

第五，在我国，只有最高司法机关才有司法解释权，而像“纪要”之类抽象的、成文的规范性文件虽无司法解释之名，却有司法解释之实，某种意义上也有越权之嫌。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