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黑救护”破解之道

业内人士指出，5万人一辆的救护车配置标准，是35年前的规划要求，严重脱离了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实际。所以，要从立法层面、制度层面，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等补充现有救护短板，探索破解之道。 

无奈选择“黑救护”

说起非法救护车，家住山东青岛的王名（化名）仍然记忆深刻，她在2018年年底就亲身经历过。

彼时，山东济南某肿瘤医院病床上的周某眼看就要撒手人寰，医院已经放弃治疗，其小女儿王名和大女儿王利（化名）在一旁着急地商量老人下一步的安排，最终商定先将母亲转到县城自家附近的医院进行观察。

之后，王利负责办理出院手续，王名急忙去找救护车，医生告诉王名医院没有救护车，只能自己想办法。

“当医生说没有救护车的时候，我蒙了。平时在陪护期间，我经常看到贴的非法救护小广告，于是我第一时间想到联系非法救护车。”王名说。

忙乱中的王名在医院的一面墙上看到了“黑救护”的急救电话，并拨打过去，最后双方谈妥从济南到达330余公里外的县城共收费3000元。

车开过来后，王名看到车上比较破旧，车内卫生也很差，车里仅配备了一台测心电图的设备以及一个氧气罐和急救的药，救护车里还跟着随车医生。

王名说，在整个行程中，病人的情况很危险，而随车医生也仅仅是根据心电图的显示，给病人打强心针，让病人能坚持到家。

300多公里的行程中，老人共被打了15支强心针，收费为1000元。

在到达当地医院后没几天，王名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次共花费了4000元。

记者查询到，强心针在正规医院里的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该救护车在护送过程中使用的强心针价格明显超出正常的价格。

事后，还有邻居告诉王名，这还算花得少的，他们有邻居从青岛到县城仅百十公里就花去4000多元。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120或者是999？王名告诉记者，她感觉自己在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脑子是“短路”的，在那个紧急时刻她根本想不起来给正规的120或者999打电话。

非法救护车广告泛滥

其实，类似这样的遭遇不止王利一家。就在今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还因黑救护车问题给河北保定市下发了司法建议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案例基本都是发生在入院以后，病人在需要转院或者是到外省治疗期间。

记者在网上输入“急救”车字样检索发现，网上到处是急救车的广告，记者随意拨打了几家，以亲属在北京住院需要转到地方治疗，电话那头均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急救车，与各大医院均有合作，并且配备齐全，如需要随车医生也可以配备，并且随车医生也是正规的，他们都是从正规医院退休下来返聘的，并且报价每公里5元。

记者在网上还看到救护车出租的广告，记者又以想租一辆自己运营为由联系了该公司。该公司称不针对个人出租，但可以合作，如果记者有这方面的业务可以与他们联系，他们可以按照每单生意20%的提成返给个人。

在聊天中他还透露，如果记者和医院或者医生关系好，挣钱是很轻松的事情，很容易就会承揽到业务。

除了网上广告外，在医院周边发小名片、张贴小广告、拉人头也很泛滥。2012年上海就判过因在医院张贴非法救护车小广告引纠纷致人死亡案。

判决书显示，从事非法救护车转运业务的“黄牛”，由于有些家属需要将不可医治的患者或者已死亡的患者运回，“黄牛”的生意格外红火。“黄牛”为揽业务，通过病区护工维护其在监护室外的墙上张贴的各种外省市救护车等信息，另有一些直接进入病房散发各种信息卡片。

2012年11月4日21时，赵某某所在病房的病人均按照规定熄灯休息。23时许，因有人撕了监护室外墙上的救护车信息广告，张贴了其他“黄牛”的此类广告，有几批“黄牛”与病区护工在赵某某所在病房门口发生争吵，43床、44床、46床患者均被吵醒。44床的患者起床去劝，结果和“黄牛”争执起来。赵某某听到外面争吵越来越响，无法入睡，遂也至门口与“黄牛”交涉。“黄牛”动粗口让赵某某去死，赵某某因被吵醒且受到言语刺激，情绪突然失控，上前抓住“黄牛”欲将其扭送到医院保卫科。“黄牛”见不妙后逃跑，赵某某追赶过去，追到一楼保卫科附近时，赵某某突然手捂胸口、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赵某某经众人送至病房并叫来医生，经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最后宣告临床死亡……

救护车配置比例有待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市场需求有关。据资料显示，1984年国家制定了“每5万人一辆救护车”的标准设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救护车需求也越来越大，但目前救护车配置标准的提升幅度并不大。

记者以北京为例作了一个统计，北京市在2018年官方统计的人口为2154.00万人，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整个北京市的999急救车为136个急救站点，300多辆急救车。2017年，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曾透露，目前北京全市120网络内的急救车共有530余辆。

从这个配置比例看，已经超出了1984年的每5万人一辆救护车规定。

北京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基本能够满足北京患者需求，在接到急救后基本都能保障患者的用车。

记者以亲属需要在北京将病人转到外地医治为由咨询了北京120。120也表示可以安排车辆，报价为每公里25元。

北京在资源配置方面，明显优越于其他地区，偏远一些地方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河南项城一不愿具名的卫计委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转院，主要发生在乡镇、县市基层医院，医院既有客观上的救护资源要素的限制（路途远、医护人员不足），也有主观上怕担风险、怕‘医闹’的现实思考，同时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制约。”

他还向记者透露，当前的救护车配置比例，呈现“城高农低”“大高小低”“东高西低”三大特征，总体而论，配置比虽有提升，但“转院重灾区”的县、镇乡基层医院所在区域，依然停滞在3.5万人一辆车的低级水平上。

他还进一步指出，5万人一辆的救护车配置标准，是35年前的规划要求，严重脱离了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实际。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要把健康权、生命权放在第一位，要像消防一样，从战略高度审视，从顶层设计出发，从立法领域规范，把救护车这一特种车辆的管理，作为人民群众健康权的载体去建设、运维。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放开社会资本和公益力量介入空间。

“黑救护”破解之道

针对黑救护车滋生根源，北京某医院医生张某一语中的地指出，所谓急救车就是为需要急救或者是特别紧急的病人准备的，当病人在需要转院时就不属于此类情况，此时主治医生或者是医院也不会将紧急的救护资源分配给他们，但有些病人在转院期间又的确需要一辆救护车。因此，“黑救护车”乘虚而入，与急救中心、医院进行幕后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黑救护车的利益链。

上述不愿具名的卫计委工作人员也指出，黑救护车与“黄牛”一样，都是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失衡催生的怪胎。警力不足，催生了辅警、协警，甚至保安公司的出现。黑救护车也一样，公立医院、急救中心救护车数量不足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从立法层面、制度层面，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引进拥有管理能力、培训能力、专业素养的社会救护团队，补充现有救护短板，探索破冰之道，自然可以挤压三无“无资质、无设备、无素养”的“黑救护”野蛮生长。

上述工作人员指出，黑救护车，大多都是挂靠在医院下面的，说到底，是公事私办，公权私用，其背后无非是“利益”驱动。赚钱的是车主、付出的是患者。这种黑车的存在，比黑出租非法营运更具社会危害性，它侵害的是“需要救助的社会特定弱势群体”，扰乱的是急救秩序和医疗救护体系，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家属的心理压力，影响的是卫生医疗系统乃至全社会的公信力。

他还指出，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救护车的管理区域，没有明确责任主体，监管主体、考核主体。救护车作为一种特殊特种车辆，监管涉及卫计委、交通运输管理、公安交警等部门，管理起来，各部门都是头重脚轻，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狗咬刺猬无从下嘴，最终导致黑救护车“逍遥法外”。这种现象，必须从法律维度，明确主体责任。

他还建议，如果想彻底整顿“黑救护”市场，前端：硬件配置方面要提升，作为主管部门，卫计委要根据群众需求，配置相关车辆、设施。内部管控要跟上，严格切割，不把公益救助与私营商业相勾连，实施一把手负责制，从源头上督导，随时做好急救用户的抽查、问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运维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尽快打通信息孤岛，形成全市、跨区域联动的120调度机制，根据“急、特、重”+距离+医疗资源，统一使用救护车资源，有效打破区域配置不合理、局部资源紧张、部分资源过剩的局面。同时，学习滴滴、神州租车等模式，试行放开民营资本，让具备急救资质、能力的企业救助团体，补充进来。

末端方面需综合治理，多部门联动，卫计委、公安交通、运政等部门合作，像打击黑出租、非法营运一样，严厉打击。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将涉事黑车、黑司机，黑车主纳入严管、禁入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