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入学通知书案”的刑法规制

“虚假入学通知书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首先构成诈骗罪。若通过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犯罪，同时构成招摇撞骗罪；若“入学通知书”上盖的学校印章系伪造，还触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但通常采取“择一重罪处断”的做法。

□特约撰稿 邓定永

据《华商报》报道，西安市未央区警方近日破获两起系列诈骗案，抓获3名嫌疑人，涉案金额120余万元。20多名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被骗走大笔血汗钱，雪上加霜的是，因一心想上名校，许多家长没有为孩子办理就近入学手续。这导致开学一周了，孩子无学可上。

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李强（化名）在幼儿园微信家长群和其他家长聊起孩子上小学的事，群里一位家长说他认识教育局领导，可办理西安某小学入学手续。李强随后通过这名家长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给其四五万元“活动经费”后，拿到了上述小学的“入学通知书”。8月31日，李强和孩子拿着“通知书”前往该小学办理入学手续时，被学校告知通知书是伪造的，遂报警。警方随后接到20余起此类报警，被骗金额从三五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家长的被骗经历大致相同。

上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首先构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本案涉案金额达120余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适用刑罚。本案中，如果犯罪嫌疑人通过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手段实施上述行为，则同时构成刑法第279条规定的招摇撞骗罪。与作为财产犯罪的诈骗罪不同，招摇撞骗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同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不同罪名，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想象竞合犯”。因其仅实施一个行为，只能将其认定为一个犯罪，并采取“择一重罪处断”的做法。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诈骗罪的法定刑高于招摇撞骗罪，因此以诈骗罪定罪量刑为宜。

根据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提供了伪造的盖有印章的“入学通知书”。因入学通知书不属于国家机关公文，该伪造行为不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但因为“入学通知书”上盖有学校印章，而该印章是伪造的，所以该行为同时也触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当然，犯罪嫌疑人的伪造行为并非其最终目的，而是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这种情况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即为了实现犯罪目的而实施了某一手段行为，但该手段行为本身也触犯刑法中的某一罪名。对于牵连犯，刑法理论上同样采取“择一重罪处断”的做法。因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法定刑轻于诈骗罪。因此，对本案犯罪嫌疑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此类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骗子承诺的入读学校包括各个层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事后看，其诈骗手法非常拙劣，但却屡屡得手，可以说，事件背后某种不良的社会文化土壤催生了这类犯罪。诈骗罪中，多数（并非全部）情况下被害人自身或多或少存在一定过错，且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了犯罪的顺利实施。多数诈骗案件中的被害人之所以落入圈套，或出于贪心，或出于轻信，或二者兼而有之。正因为某些被害人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认为只要找对了人，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事情也照样可以成功办理，甚至身边不乏这样的“成功”先例，这才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该案也反映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和人民群众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父母，想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乃人之常情，这种想法无可厚非甚至值得鼓励和提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再到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满足群众的合理愿望。为公民提供合格的基础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公共教育资源应当相对均衡地分配给受教育者。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公共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尽量缩小公立中小学之间资源配置（包括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等）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可谓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