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农村女性理解、处理纠纷的著作

《农村女犯人：生活世界中的纠纷与抗争》：一本具有人文关怀的书

□本社记者 向青平

因一次要求婆婆照顾孩子被拒，A用擀面杖击婆婆头部致其死亡被判死缓；因邻居将自家坟地挪到了丈夫家祖坟前，B将沾有老鼠药的糖丸扔进邻居家院子，造成一死一伤，被判无期徒刑；C因婚房所有权问题，与未婚小叔子产生矛盾，将其杀害，最终被判处死缓。

以上三个刑事案件为《农村女犯人：生活世界中的纠纷与抗争》一书收录的典型案件。该书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张晓红，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系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法律人类学。她在该书前言中说，她试图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洞察曾生活在农村的女犯人的生活逻辑，了解她们是如何看待问题、理解纠纷的，感受她们在纠纷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经历和抗争。

“溃烂的伤口”

“如果一个纠纷根本得到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有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此纠纷是以不适当和不公平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可能严重危及人们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张晓红引用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的话指出，她为何要做农村女性犯罪主体研究。

张晓红认为，那些无法被例行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消化和解决最终演变成“命案”的纠纷，就是社会“溃烂的伤口”。在本书中，作者选取15个以农村女性为犯罪主体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张晓红说，这些案例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犯罪主体是农村妇女；二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且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有长期积累的纠纷。

本书于2018年1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被该出版社评为2019年十大好书。全书共有六章，作者采用人类学方法，介绍了案例的选取、纠纷发生的机制、村民的行动逻辑及纠纷解决机制，重现了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纠纷的过程，探讨了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星华为本书作序时说，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将纠纷回置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在看似杂乱、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发觉人们生活的逻辑和变化，探索人们对“情”与“理”的主位理解。作者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理解这种积蓄型的激情冲动，还原事件的原貌，窥探女囚犯们的内心冲突。

张晓红说，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研究主体，与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结果有关。尽管女性犯罪的数量在全部犯罪中的比例不明显，但女性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较男性犯罪更严重。因为女性犯罪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亲密关系内部，其破坏触及群体和睦。另外，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还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我的想象中，监狱应该是一个戒备森严、高墙电网，由无数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的神秘地方。但实际上，我去探访的监狱并不是这样的。”为了找到典型案例，张晓红曾去监狱找研究对象。她说她去的一间女子监狱很像大型生产企业。在监狱中，张晓红与技术人员同吃同住1个多月，最终在狱警帮助下，成功找到15个以农村女性为犯罪主体的案例及研究对象。

为进入这15名女犯人的生活世界，张晓红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中，15名女犯回忆叙述了纠纷发生的过程，张晓红感觉农村女性生活真不容易。她在书中说，对这些女犯来说，死缓和无期徒刑意味着她们人生未来的大部分岁月将在监狱中度过，在望不到尽头的服刑岁月里，她们不去幻想、不去期盼。这也是她们接受现实最稳妥的一种办法。

农村的生活逻辑

农村女性为何会犯罪？翻阅这15名农村女犯人的卷宗，张晓红感觉法院认定的她们犯罪的动机较简单，甚至有些程式化。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素有矛盾；因经济纠葛及其生活琐事，产生矛盾，伺机报复；因琐事发生争执”。仅在犯罪者B的判决书中有关“犯罪动机”提到“素有积怨”。

美国法律人类学家梅丽在《诉讼话语》一书中提到，许多来到法院寻求帮助的当事人，在填写诉讼书时，都遇到这样的麻烦，她们无法说出究竟是哪一件事对她们造成了伤害。矛盾的积累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

为找到15名女犯人犯罪的真正动机，张晓红对农村中的生活行动逻辑进行了了解，她发现正是多年的矛盾和纠纷未能合理解决，长期积压的怨恨不断积累，最终让这些女犯人从隐忍变成以死相拼。

在与犯罪人B的访谈中，张晓红发现由于被害人将自家的坟地私自挪到了B丈夫家的祖坟前，才最终积累成怨恨。在普通村民心中，自家祖坟代表了先辈对后辈的祈福和庇佑。被害人将自家的坟安在B丈夫家祖坟前，在B一家人看来，侮辱的性质显而易见。

张晓红在书中写到，对于这些女犯人来说，曾经不停纠缠她们的争执、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不公、无奈和怨恨，乃至她们决定以生命的代价来做了断的冲动，没有人愿意倾听，甚至最后在记录她们犯罪事实的判决书上，也仅仅用几句千篇一律的话来替代。

本书是一本具有人文关怀的学术著作，作者张晓红试图不断去理解中国农村中的生活行动逻辑，她试图还原这15名女性“曾经的”农村生活。

张晓红通过将自己置身农村生活环境中发现，在中国农村，生活空间较为狭小。村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村民的屋舍，一部分是田地。无论是宅基地还是田地都是被划分好的。农村女性均在这样的空间中工作生活，她们接触到的信息非常狭隘，在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交织下，发生矛盾很难解决，甚至很难回避。

“农村家庭之间的纠纷往往以双方家庭中的妇女为代表展开斗争，而她们对于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更深重。而她们的话语、诉说，特别是当她们寻求正式解决途径时，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和法律之外。”张晓红在书中如是说。

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碰撞

纠纷、积怨，为何最终从民事纠纷转化成刑事犯罪？张晓红认为，农村的纠纷存在逻辑碰撞。“摩擦、磕磕碰碰、斗气每天都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些不愉快忍忍就过了。但当有一天人们再也无法忍耐，再也不愿回避她们的问题时，就意味着问题要被正式提出，要有人来评判，这时需要提出问题的症结，据‘理’力争。”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常常容易发生在农村。这是因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遵从容易在现代制度中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比如，女犯人B和被害人曾就坟地向村委会“讨说法”，但是现代社会提倡破除坟地迷信，B心里憋闷委屈，无计可施，最终发生了“血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法治替代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但张晓红认为，真正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解纠纷的实践中，有人也感觉到了法律的无力。法律并不是唯一的秩序来源，地方性规范、风俗、习惯、文化、权威等共同担起秩序的来源。

张晓红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急剧变迁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传统乡土下的农村造成了巨大冲击，农村出现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真空。另外，在农村还存在权威削弱、官僚体制下村干部的法定权威与其个人感召魅力分离的情况，这让村民对村干部产生了不信任、不认可心理。

在纠纷调解中，即使村民诉诸村委会或调解中心，乃至乡政府，这些基层干部都只能凭借已有公文判断，纠纷当事人失去了对传统权威的尊崇，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衰落的民间权威和基层政府的法理权威，让中国农村失去了维持其秩序的重要力量。张晓红认为，“送法下乡”利于重新建构农村纠纷解决格局，但在当下，传统与现代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农村仍能看到传统文化中关系、人情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