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乡约圭臬嬗变

    乡约圭臬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之一，我国古代多部文献典籍中均有相关论述。

    “孝敬父母，勿忘恩负义。和睦邻里，勿逞强欺人。治理家庭，勿纵恶容邪。操持正业，勿嫖赌盗骗。”这是《南康文史》中记载的薛氏家训内容。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分会副会长龚文瑞说，它与王阳明制定的《南赣乡约》中提倡的孝父母、修和睦、顺乡里内容一致。

    龚文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南赣乡约》将古代南康地区各姓氏族群中的家训，以一种新形式转化到乡治计划与客家宗族管理中，使其衍化成了宗族参与族群管理的部分内容。

    天津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志松撰文认为，以王阳明制定的《南赣乡约》、朱熹编撰的《朱子家礼》、“吕氏四贤”制定的《蓝田乡约》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之一。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穆永强认为，乡约圭臬等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规范作用，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实行2000多年融合礼、乐、诗为一体的乡饮酒礼制度。

乡治传统可追溯到周代

    乡约圭臬并非凭空而来，我国古代多部文献典籍中均有提倡敬老、睦邻等做法的论述。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旺旺认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村规民约的源流。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升则认为，村规民约规定的这种乡里自治传统可以追溯到周代，如《周礼·地官·族师》中记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它记载的礼的体系，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范。其中，《周礼·天官·大宰》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

可见，《周礼》中多有强调以“礼”对民众行为进行规范、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论述。又如《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孔子、孟子也多次强调以“礼”规范民众行为，如《论语》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只要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还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规范个人行为同时提出了人与人相处之道。

    孔子还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则直接提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可见，《周礼》《礼记》《孟子》《论语》都有一些关于与人相处、邻里相亲、相敬、帮扶的阐述。何旺旺认为，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贤希望民众之间相亲相爱，以期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

    刘升说，领土的拓宽，让中央皇权力量无法精细管理到乡村一级，而宗族势力则维护着乡村安定与秩序。科举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治体系中，宋代以后，士大夫政治意识开始觉醒，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与日俱增，其在实现政治抱负同时，常以基层社会治理为重。

    在刘升看来，北宋时期的张载试图通过以“礼”“化”“俗”的途径在本乡实现“纵不能行知天下，犹可验之一乡”的儒家乡治目标，正是这种士大夫政治意识在基层社会的实践。

    何旺旺则认为，古代中国囿于历史局限性，国家统治力量很难充分深入基层。这导致地方官员需要借助乡绅对农村基层社会实行间接控制。这客观上为以村规民约为载体的乡民自治提供了可能性。

最早成文民约：《吕氏乡约》

    张载具体如何实现儒家乡治目标？据史书记载，张载生于公元1020年，青年时喜论兵法，因上陈《边议九条》，交好范仲淹。范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勉励其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告，后经过10多年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关学。

    “关学”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也因此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被合称为“北宋五子”。后来，陕西蓝田人吕大钧师从张载，继承和发展了其思想，并和吕大忠、吕大防、吕大临等兄弟于1076年制定了《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由乡约和乡仪两部分组成，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部分，还设立了相应的组织和落实机制。

    在“德业相劝”部分，结合民众的日常生活，它规定了大量应然的处事态度。如，“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明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在“过失相规”部分，它规定了六种“犯义之过”（酗酒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 五种“不修之过”（ 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 、四种“犯约之过”（德业不相励、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成、患难不相恤），并给予每一种过失以相应的处罚。

    “礼俗相交”部分，它详细规定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礼规范。南宋朱熹后来将其精简为四个方面，“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　，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即以尊长敌少幼为等级行礼，在红白喜事等场合行何种礼，以及邀请尊长饮食时的礼仪规范等。

    “患难相恤”部分，它将所谓的“患难”分为七种“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同时，规定了具体帮助的方式措施等，如“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亦当救助。或不能救助，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

    它还规定了具体落实机制，“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值月一人，同约正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每月一具食，每季一会，其酒食所费，率钱令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赏罚。若有不便之事，共议更之。”

　　　何旺旺认为，《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村规民约。刘升认为，它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乡民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使伦理道德内化于民众心中，并借此实现“乡治”。

官方重视下形成乡治系统

    虽然《吕氏乡约》制定详细，但在陕西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期间，朱熹重新发现该乡约，据此先制定《家礼》，又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

    明朝，村规民约得到朝廷大力提倡。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向朝廷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求淳化风俗、教人向善，以期重塑基层社会的治理秩序。

    据何旺旺考证，明初，朝廷颁布圣谕六条，“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礼及《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继而“颁降天下，使诵行焉”。在朝廷大力提倡、推广下，王阳明于1518年指定了《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的核心是“乡约”。它以南赣地区崇尚家训、宗族治理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同时，王阳明还制定了《十家牌法》，并推行保甲弭盗安民，设立社学推行教化，设立社仓以济灾荒等。

    何旺旺说，由于《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它都影响颇大。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朝廷大力推广“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朝廷的大力推动，使明代多位大儒加强了对乡约制度的深入研究。比如明末吕坤制定了《乡甲约》，把乡约、保甲都纳入到一个组织，“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借此对基层社会进行综合治理，颇有成效。

    刘志松表示，制定乡约的目的在于整饬民众生活秩序，加强自我约制，从而使“各安生理，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避免“以众暴寡，以强凌弱”， 从而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下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合一的乡治模式。

    何旺旺说，明朝由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为一体的乡治系统，一直延续到清朝甚至民国。它被历代统治阶层所认可的根本原因在于乡规民约“由此根系向上生长、与国家法规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制度理性”，契合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刘升说，此时的乡约已由最初的“人民公约”转变成由“政府督促，覆盖全乡村的强制性组织”。乡约产生和推行之初，是发起者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社会实践，旨在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构建乡间秩序，但明清官办乡约则通过宣讲圣谕和强制参与规训民众以方便统治。

    明清时期，乡约发展到全国9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被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誉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穆永强说，乡约圭臬、乡饮酒礼制度等营造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孝悌之道的氛围。它的意义就在于以礼乐教化等实现民众“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的社会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