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探析

——以山东荣成市为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过不断探索推进，取得了系统性成果。山东荣成市作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起步较早、推进较快、进展显著，在体系构建、基础保障、信用应用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本文以荣成市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相关建设路径和经验成效，并就如何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走向深入进行了思考。

路径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论述。荣成市在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准确把握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因地制宜地做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文章，其建成的社会信用体系极具荣成特色和县域特点，分析荣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造势阶段，主要是谋划顶层设计，营造舆论氛围。首先确立了以政务诚信为先导、企业诚信为重点、社会诚信为基础、司法诚信为保障的“四位一体”诚信体系，并且以“诚信荣成”为主旋律，从2012年开始，每年开展一个主题建设活动，在社会层面形成思想共识和创建合力。在具体的推进中，不同于其他地区“政府主抓、发改负责”的领导体制，荣成市信用体系建设实行的是党政齐抓。市级层面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的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直属的社会信用管理办公室，区镇、街道还专门设立基层信用办，甚至连村居也有各自的信用管理议事会，一开始就构建起上下贯通的组织保障体系，把一个单项工作全面提升为全市战略、全民工程。同时，为了最大限度把信用体系建设落到实处，荣成市还配套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机制，如将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建立会议调度、月度汇报、观摩评比、督办整改等。

　　第二阶段，是建章立制阶段，主要是制定具体的推进制度，跟进搭建载体平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度建设是基础构件，载体平台是基本依托。在构建政策框架方面，荣成市在相关信用制度缺乏的情况下，敢想敢试，以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荣成市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征信管理办法》等50多个规范性文件、270多个配套文件。在平台设计方面，荣成市开发了社会信用管理系统，并在所有部门单位和镇街之间联网互通，通过设立党政机关、社会法人、自然人、村居组织4个数据库，实现平台系统覆盖所有行业领域；通过设立“信用档案”和“诚信名片”，实现管理对象覆盖到所有社会组织成员，涵盖60万本地居民、19万外来人口，以及3.5万个体工商户、1.6万家企业、140个部门单位、1420个村居和社会组织；通过编制包含600多条具体事项的《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目录》，实现信息征集覆盖到所有经济社会活动，既征集违法违规行为，也征集法律法规管不了的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在评价体系方面，荣成市创新推出“信用评级”模式，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责、开展管理服务活动过程中，统一对社会成员进行信用评价，实行千分制考核，设定1000分的基础分值，细化150多项加分项、570多项扣分项，根据信用对象的不同行为进行加减分，并且确定86种可以直接降级的严重失信行为，根据赋分标准划分AAA、AA、A、B、C、D六个等级，分别代表诚信模范、诚信优秀、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目前，从普通群众到党员干部，从党政机关到社会法人，都有了自己的“信用等级”，为信用结果应用提供了简单直接的判断标准。

　　第三阶段，是管理运作阶段，主要是研究信用奖惩机制以及信用结果应用，引导全社会参与。实践中，荣成市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比如失信方面，组织法院、市场监管、人民银行等单位，在40多个领域签订联合惩戒备忘录，对行业内的失信行为，在主管部门进行依法惩戒的同时，其他相关部门也同步跟进约束。在此基础上，跟进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每月对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人进行公开曝光，放大信用联合惩戒的警示震慑作用。守信方面，组织50多个部门推出“信易贷”“信易借”“信易医”“信易行”等12大类107项信用激励产品，把信用分值与公共红利挂钩，为信用等级高的市民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同时，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快速全面推开，荣成市大力推行“信用+”模式，将信用嵌入了基层治理、医院学校、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

四个方面可再提升

　　荣成市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了基层首创精神，初步实现了创新社会治理和改善群众生活的双赢局面，但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提升。

　　一是信用建设应该更加智慧便捷。就荣成市来看，在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力物力投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信用制度框架搭建、管理流程塑造、信用评价指标设计及应用产品开发等硬模块建设上，对伴随其形成的软模块建设相对滞后。比如，部门间的信用数据处理智能程度较低，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破除制约“联合机制”孤岛，规避信用信息被人为篡改，全面、完整、准确、及时、安全地记录企业和个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信息。

　　二是信用管理应更加精细到位。各地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中，基本都构建了相应的子系统，以此推动信用建设向社区、学校、医院，以及各个行业领域延伸，以多个内部“小信用体系”支撑起外部“大信用体系”。以学校为例，荣成将中小学生纳入信用体系，小学层面主要以诚信教育为主，中学层面开始建立学生“信用档案”，使其在有了信用记录后格外注重日常言行。笔者建议下一步制定更加详细的信用行为量化标准及多元的奖惩措施。

　　三是信用文化应该更加深入人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培育诚信、包容的社会风气。因此，要加大信用宣传、推动共建共享，把诚信根植到各个阶层的潜意识里。比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覆盖面，常态化组织开展主题实践宣传，开设一些高质量的“诚信论坛”“道德讲堂”等。再比如，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按照行为人的失信程度，有计划地引导其通过参与培训、公益等方式进行信用修复，全面提升社会各个层面的信用意识。

　　四是信用发展应该更加开放多元。信用建设牵扯面广，涉及的主体众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推动信用城市建设向纵深发展，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区域信用建设的合作交流，通过联合举办高峰论坛、建立联系会议制度、签署合作协议、对外模式输出等方式，扩大荣成信用建设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以购买服务、分领域试点的方式，把信息采集、评估、整合处理等环节交给有资质、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去做，尽量避免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