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权威著作

  这是一部兼具体系性、权威性、工具性、开放性的理论著作。它以英国和欧洲的规制研究为基点，与美国理论和制度的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实践，相对集中了近年来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宋华琳等新译《牛津规制手册》面市

　　在近年来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多学科学术研究中，规制研究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作为研究的前提，何为“规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

　　近日，《牛津规制手册》一书的主要翻译者、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规制，是政府组织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针对市场主体所采取的各种干预和控制手段，它不仅包括许可、标准制定、处罚等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而且包括激励规制和合作规制等方式。

　　《牛津规制手册》英文版于2010年出版，主编是规制法与规制政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和马丁·洛奇，还有近30位国际知名学者加盟。宋华琳带领其他几位学者，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了中文。

  对于这本书，宋华琳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一部兼具体系性、权威性、工具性、开放性的理论著作，它相对集中了近年来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此书以英国和欧洲的规制研究为基点，并关注与美国理论和制度的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实践。本书不仅展示出政府规制理论的新发展，还勾勒出政府规制制度改革的方向，为规制法、规制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可按图索骥的指南。

理论性、实践性兼具的好书

　　宋华琳介绍称，在中国的政府规制研究领域，对于什么是规制，为什么规制，如何规制，何为更好的规制，规制与利益，规制与可问责性等基础性问题，都缺乏学术共识，“我们往往以朴素的感受取代严密的学术研究，开展直观经验式的研究，存在诸多望文生义、似是而非之处。”宋华琳说。

　　《牛津规制手册》一书则通过规制话语、规制实践与规制理论的互动，探究其间的核心问题，例如本书探讨了规制的正当性、规制与公共利益、规制执法金字塔，分析了威慑式规制与遵从式规制，对回应性规制、精巧规制加以探讨，对行政规制和自我规制关系加以辨析，对规制国家、规制影响评估、全球规制、风险规制加以探讨，并试图得出若干更为一般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

　　宋华琳说，此书译本的付梓，丰富了我国学界对规制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清晰地理解规制理论，进而结合中国国情，实现政府规制理论的本土化。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有很强的实践性。该书讨论了规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讨论了产业界与政府规制部门之间的博弈，讨论了基础设施产业规制。它还将规制理论与具体行政领域结合，例如讨论了金融规制的改革与创新，以电信和电力行业为例讨论了网络型产业的价格规制，讨论了互联网空间的内容规制与基础设施规制，讨论了药品规制与创新的关系等。

　　“这些问题颇具实践性，对我国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改革，规制政策的推陈出新，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宋华琳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译著上市不到半年已卖出了3000册，正准备加印。这部7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能够如此热销，是宋华琳所始料未及的，不过他认为也是情理之中的，“这部著作作为牛津手册系列中的一部，其正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中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量。这部著作的旨趣是对不同学科的规制研究成果加以评述，致力于从跨学科角度理解规制研究，受众可能是我国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研习者，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或许都会从此书中受到启发。对于从事政府规制实务和政策研究的官员而言，此书也不乏应用价值，不乏启发意义。”

70万字译著来之不易

　　翻译如此巨著并非易事，这本书许多章节不仅涉及法学知识，还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在相关章节中，还涉及诸多背景性知识，如特定行业的历史流变、利益分布、产业结构、政策过程乃至技术细节等。

　　“本书作者有30位，每位作者对于自己所撰写章节都可谓了然于胸。但对于四位译者而言，这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为此需要查阅更多相关背景知识和资料，力求尽量减少错讹。”宋华琳说，还要感谢合译者李鸻博士、安永康博士、卢超博士的辛劳，“是我们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样一部70多万字译著的翻译工作。这或许算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也试图为中文学术共同体贡献一些微小的学术增量。”

　　宋华琳将翻译经典著作视为一种学习过程，之前他也曾参与翻译了《规制及其改革》《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美国公用事业的竞争转型：放松管制与管制契约》等涉及规制类话题的译著。

　　宋华琳说：“此番能系统阅读《牛津规制手册》英文版，并逐字逐句统校这部书的中译稿，进而习得描述现象、分析问题的学术脉络，并按图索骥搜集、阅读本书提及的诸多参考文献，自己从中系统研习了政府规制的学术理论，更新了对政府规制理论的理解，可谓受益良多。”

　　宋华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政府规制研究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政策分析理论。它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法律机制和法律思想的理论。它乃至试图借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理论，来对真实世界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讨论行政规制的进路与得失，提出可能的规制改革方略。

　　谈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宋华琳表示，将努力立足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结合食品药品、互联网等具体领域的规制进行研究，立足中国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制度实效，分析中国行政规制的概念和范围，探讨中国政府规制职能的形成机理，思考中国规制机构、规制工具、规制程序和规制责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建构出中国政府规制的法律理论。

　　“这是富有吸引力的学术命题，也是富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构思。这构成了我未来进一步努力的学术目标。”宋华琳说。

政府规制研究已成为重要课题

　　在宋华琳看来，中国的规制研究集聚了多学科学者。经济学学者、公共管理学者和公共政策研究者梳理了政府监管的基本理论，试图对中国政府监管体系改革的实践经验、现有特征、推进动力、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系统总结和分析。

　　规制研究也日益受到行政法、经济法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于2014年底成立了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该专业委员会已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四次会议，就政府规制的基本理论、合作规制与自我规制、互联网规制进行了深入研讨。

　　宋华琳介绍说，政府规制研究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对规制型政府、规制机构、规制改革、合作规制、自我规制、规制影响评估、风险规制和全球规制等理论命题的研究，有对许可、标准制定、强制信息披露等规制工具的研究，有对公用事业、金融等经济规制领域的研究，有对食品药品、核能、环境等社会性规制领域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回应了实践问题，某种程度上改变着行政法学的河川地貌，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政府规制实践，推动政府规制理论发展，推动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改革，拓宽行政法学的疆域，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启迪。”宋华琳说。

　　宋华琳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推进规制改革，改进规制绩效，实现合作规制，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维护公众福祉。

　　在宋华琳看来，《牛津规制手册》中文版的出版，有助于大家思考中国政府规制的理论命题，推动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与公共治理转型。他建议，借鉴《牛津规制手册》的理论流脉，或许可以思考如下理论命题：

　　在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下，规制职能在中国行政职能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我国是否有可能以行政规制的正当化根据为借口，对市场和社会施加不必要的管控；如何看待中国的行政规制体系，看待中国行政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规制意愿和规制风格；如何思考中国行政规制、自我规制与合作规制的关系；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引入规制金字塔、回应性规制、精巧规制等理念；如何思考我国的政府规制方式创新，如何将信息披露、信用治理、行业禁入、约谈等新型规制工具在法律体系中给予妥当的定位。

　　“这些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或许也是置身于国际学术理论流脉下的思考。《牛津规制手册》中文版的付梓，或许可以为我国学术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素材，或可作为依托仰仗的理论参照系。”宋华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