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要重视民生问题

——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其《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强调，“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会难以生存。”诚哉斯言！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始终都离不开“农工”问题的妥善解决。包括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在内，也必须正视这一基本前提。

　　目前，从人口角度看，全国人口总量13.8亿多，户籍城镇化率是42.3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2%。在宽泛意义上讲，户籍农民尚有约8亿人，农村常住人口也有近6亿之多。农民基本上占据了我国城乡人口结构的半壁江山。从就业角度来看，全国就业人员约7.76亿，城镇就业人员约4.14亿，乡村就业人员约3.62亿，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8亿，外出“农民工”约1.7亿，本地“农民工”约1.1亿，“农民工”平均月薪仅有3000余元。也就是说，在全国，大体上是一半中国人在养活另一半中国人；在全国就业人员当中，平均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农民工”；在城镇，平均每五个人里就有两个“农民工”；在农村，则基本停留在手头并不宽裕的“农民工”和村里剩余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的阶段。

　　自近现代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胜负手，始终在“农工”二字。“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难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壮大，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数以亿计地不断增长，各种民生问题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突出表现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农工”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比较困难。不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显然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郑永年指出，“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且目前正在出现和形成一种“社会主义新潮”。笔者认为，不如用“新民生主义”来概括之，它是一个源自于民生主义，又超越民生主义的中国式话语。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提出了“民生主义”。“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长期居留欧美，看到了西方工业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同时也目睹了旧中国民生凋敝的现实。于是，他开出了一剂旨在克服社会经济顽疾的药方:民生主义。笔者认为，“新民生主义”展现了某种“公民社会权利”的新维度。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由政治权利、自由权利，向社会权利延伸的“复合权利观”（法治观）的成型。对中国而言，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法治范式可以是民主、形式合法性、个人权利、社会福利权四种要素的任意组合。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似乎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权利，作为一种优先发展的方向，将法治发展的民生维度，作为一种现阶段的战略决策。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一种“新民生主义”法治的中国模式。“把社会福利权补充到权利复合体中，增加了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从而把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

　　但或许这是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必须要直面的现实。需警惕的是不能忘了“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法治的要义，因为“法治不能是关于人民希望于政府的任何美好物事”。否则，就可能舍本逐末，误入歧途。

　　（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