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与“悬念”谈公安小说中的重复艺术

    重复最早是一个修辞术语。古代文学文本《诗经·蒹葭》和《三国演义》中就有重复手法的运用，现代文学文本《祝福》中的祥林嫂逢人就说：“我真傻，真的”……由是观之，文学作品中的重复现象非常普遍，当下的公安题材小说（以下简称公安小说）亦然。

  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中指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

  就公安小说而言，枪支、手指、电话（含手机）、香烟、眼睛、血等意象属于高频词汇，犹如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看客”就多次出现在《阿Q正传》《示众》《藤野先生》和《复仇》等文本中。作者用“看客”形象来揭示国民性，而公安小说中的意象则更多体现为行业特色。枪于人民警察而言，犹如农民手中的镰刀和锄头，必不可少；手指与案件有关，或系犯罪分子的突出特征，或与人民警察相关；电话则是办案的联络之物，或作伏笔，或担负起预叙的功能；血这一意象的意义更加丰富，若是人民警察的血，则是英雄的表征；如果是犯罪分子之血，则是凶残与罪恶的写照……

  现以具体的公安小说文本为例，发掘其中的重复手法，并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意义和效果。

  燕历的长篇小说《血舌》（群众出版社，2010年）中的割舌杀手这一意象一直活动在文本始终，一直是一个悬念。割舌杀手是谁、他藏在哪儿、他为何频繁作案等系列悬念一直吸引着读者。刘军的长篇小说《测谎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1期)中雷鸣离婚公司为何出现4次。原来此公司与喻汉洋有关，与喻汉洋的死因有关。最后一次出现时，所有真相才昭然若揭。李晓平的《鬼使神差》（作家出版社，2013年）中那双眼睛多次出现，那双眼睛到底是谁的？真是一个悬念。眼睛多次出现的目的就是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张锐强的中篇小说《十字绣》（《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7期）中出现“枪”92处、“春天的花”10处、“菜饼”14处、“教堂”9处、“C0045915”7处等，而这些多次出现的意象有助于解开“十字绣”之谜。蒋莉莉每次行刑后，总要绣一幅十字绣。“枪”直取人的性命，而“春天的花”则是生机盎然的象征，蕴含着对生命的礼赞。李唯的中篇小说《看着我的眼睛》（《小说月报》2003年第1期）中的“潮红”出现8次。肖海亮脸色“潮红”有多种原因，一种可能是羞涩，另一种可能是性行为受阻，而后者却成了上司罗刚指证他强奸女孩的口实。围绕“潮红”这一意象，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无疑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张弛的中篇小说《换骨记》（《山花》2015年1期B版）中的民警赵陵飞为何要购买与毒贩相同数量的馕，直到他牺牲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他早已作好了与毒贩决一雌雄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重见阳光的日子》（《啄木鸟》1995年第6期）中大悬念套小悬念。大悬念是指案子的真相，小悬念则是那本推理小说和那张小纸条的下落等。那张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纸条才是定案的关键之所在。那本推理小说和那张小纸条的多次现身无疑也是为了增强悬念。

  戴雁军的中篇小说《非常案件》（《特区文学》2003第2期）用一个陈述句表达就是怀安市公安局局长黎紫英处于丈夫杜品及市长郭伊春之间左右为难，但她最终坚守着做人的良知，不为权力所惑，不被情感所困。其中，仅电话就露脸104次。开篇伊始就是一个电话，此电话是悬念，接下来的情节中果真有绑架案件发生，即市长郭伊春的女儿郭然被歹徒绑架了。打电话的人重复说：“好吧，我继续刚才的话。这起绑架如果成功，肯定会轰动整个怀安市。”如此重复旨在制造紧张的气氛，吸引读者的眼球。郭然事后回忆说，“绑匪基本上没理我，他从头到尾对我只重复一句话，你给我老实点……”在危急关头，绑匪为何反复“重复一句话”，原来他是在拖延时间，50万就在这数次重复的叫嚣中到手了。

  凡一平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作家》长篇小说2013年3月号）中的古榕树、瓦窑、手机、厨艺、羊毛衫和黑色的筒裙、毒品、遗书等意象多次出现，皆是为了增强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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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上述公安小说中的意象多次现身，就是为了强化悬念。悬念皆是叙述的动力，有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合理又巧妙的悬念设置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必备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公安小说的重复手法与悬念艺术技巧不无关系。

  如果说意象的重复是为了增强悬念，让文本更有吸引力，那么，事件或情节或主题的重复则是为了直抵人性深处，或批判人性与社会，或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换言之，不同形式（种类）的重复并置于公安小说文本中，才让它成为雅俗共赏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