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契约干预

□沈玮玮（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肇廷（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契约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全凭当事人自己做主，但因其关乎国民生计，国家需要在获取财源和繁荣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否则难以保障经济安全，无法实现“盛世太平”之景。同时，百姓若离开契约便无法获得充盈的物质生活，更难以形成诚信之风，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这是古代中国必然要对契约进行干预的重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从订约到履约的每个阶段。

订约管制

  因契约关涉国家税收，所以朝廷没少费心思，设计了不少监管订约的制度。在唐代，市场一般只设置在州县治所或京城，场内设市司或市署，为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之一，每月按旬公布标准物价，称“旬估”。场内商品必须符合质量标准，度量衡器具也须符合法定标准，使用私造度量衡器则笞五十。总之，市司对场内的商品质量、交易行为、度量衡器乃至商人身份（市籍）都有监管之权，作为交易凭证的契约，更是在监管之列。

  唐代规定契约必须由市署加盖官印才能成立，这种契约在当时被称为“市券”。市券分正副本，正本一般只是在“郡印”“用西州都督府印”和“用州印”的提示处盖印，副本的格式内容必须与正本相同。如果是买卖奴婢等，须三日内立契，市券不仅要注明交易时间、地点、奴婢姓名、年龄，还要写明买主与卖主姓名、身份以及担保奴婢合法身份的五个保人姓名、年龄、身份等，并署明承办“市券”市吏姓名、官名，再盖上官印。订好的契约必须经官府“过券”，主管官吏若不认真验契，还要承担法律责任，足见其细致严密。同时明确市场交易遵守等价、有偿、平等原则，严禁垄断投机，强买强卖，否则要受鞭刑或杖刑。凡出售质量低劣商品而获利者，按盗窃治罪。州县官知情不理或串通一气，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宋代为了监管订约，设商税院专门督办。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规定，各道州府的商税院都要根据地方通行习惯，制定交割典卖官版契约一本，作为格式契约供民间参照遵行，否则依法惩处。典卖房屋等不动产还特别要订约两本，买方保存一本，另一本交由商税院留存，以备日后查验。随着田土房宅交易量剧增，亲邻相争等也日益增多，买方见有利可图，往往不愿意拿出保存的契约，加之商税院管理不太规范，经常查不到原契，引发了诸多纠纷。于是，宋真宗时就规定：“凡是典卖、倚当田土、房宅等，必须订立标准契约四份，一份给钱主（买方），一份给业主（卖方），一份仍然交商税院，一份留存本地县衙。”

契税征收

  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宋代之前，国家律法明确了民间契约“官不为理”的原则，只是后来逐渐发现对契约征税可为朝廷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国家才对契约加强干预。契税征收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东晋南渡，因财政不足遂开始征收“估税”，即对奴婢、牛马、田宅等买卖契约征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曾向交易双方抽取5%的交易税，但都是一些临时性且不连续的制度，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税种。

  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国家正式征收印契钱，凡百姓典卖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都要缴纳契税，而且限期两月交清，否则要加倍缴纳。当时的税率按照契价，每贯纳钱四十文，税率为4%。宣和四年（1122）每贯增收二十文，绍兴五年（1135）每贯增加到了一百文，再加上勘合钱十文，契税于是就达到了17%，已经非常高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小官吏，利用职权便利，巧设名目，乘机勒索，实际税负就更高了。于是，百姓发明了各种偷免契税的方法。当时田宅类的契税一般由买家承担，有的买家就与卖家私下约定，悄悄地在契约中改低价格，或者干脆“赊价”买卖，不立刻给付就可以减少税负。有人干脆私下订约，不经过官府盖印，这就成了所谓的“白契”，只要不发生纠纷，也就自然不需要官府认可，大笔契税便可实实在在地省了。在宋真宗时，仅仅秦州一地就查出白契1700道，可见民间利用白契匿税十分普遍。

  为了防止避税，宋代开始颁布新法要求限期补交契税，曾有规定：民间典卖田宅若尚未到官府纳税，限期百日内到商税部门自首，即可免罪，仅按原来的税率补交。超过期限不自首者，允许旁人举报。可能实行的效果不太理想，此后增加规定：如经人举报未纳税的，除按原标准缴纳税款外，还需另缴纳三分（按税收比率三分）的额外罚金，一分由官府收取，剩下的抽一半给举报人以示奖励。这与汉武帝颁布的算缗令和告缗令大同小异。宋廷还通过庄宅牙人（买卖双方的中介人）来监督缴纳。官府给牙人分发“手把历”，一旦订约，牙人需要立刻在上面登记时间、价格，每隔十天要向县衙报告一次，防止偷逃契税。除此之外，宋代严惩偷逃契税的行为，规定匿税鞭笞四十，逃税达十贯则重杖八十，且要加倍罚钱，同时没收货物的1/3。如果是代理人假装已经纳税却将税钱私吞，被代理人（原主）并不知情的，则责令代理人交纳，货物归原主。明代规定凡典卖田宅不依法纳税者，鞭笞五十，还要追加田宅价钱的一半入官。

  清代更是充分利用胥吏等“爪牙”督促缴税。州县衙门设有主管“开垦田土、征收赋税”的量税房，主要查办偷逃契税。依律，凡典卖田地、房屋、山场，都要拿着契约在量税房的庄书（专门经办田粮的胥吏）处，按照户量甲数，推收（将田产资料登记在官方账册）过割清楚，若不办理过割手续妄图逃税，一至三亩鞭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且没地入官。然后由庄书在契约上盖戳，最后才去县衙缴税。契税需在一年之内缴纳，超过这一期限便被视为偷漏契税。如此严格繁琐的程序，就是为了避免偷逃契税。即便如此，胥吏和商户串通匿税的情况也多有发生。田宅买卖者若不交契税除了遭受鞭笞刑外，还附有数目不小的罚金。

履约干涉

  一般而言，皇帝大赦只针对犯罪行为，但唐宋之时，大赦甚至将民事债务也一并赦免。这对当事人履约而言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依照唐律，朝廷对民间借贷大体上不干涉，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介入。只是出于对债务人的保障，对利息上限作了规定，要求月息不超过6%，年息不超过72%，且禁止复利，本利合计超过本金一倍的停止计息。然而，皇帝考虑到农事不济，庄稼歉收，偶尔就会下诏免除一切公私债负。通过皇帝下诏免除债务，起初还只是免除超过本金的利息，后来逐渐连本钱也一并免除了，比如淳熙十六年（1189），皇帝在登基大典大赦天下，“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

  民间契约为了阻止大赦的效力，保证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唐宋及其之后的田产、卖身、典当、借贷、租佃等部分契约常常明确约定“中间或有恩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或者“中间遇有恩赦，亦不在论限”等条款。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乾封元年（666）郑海石举银钱契》就有：“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另一份《酉年（829）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便豆契》也有：“如有东西，一仰保人代还。中间或有恩赦，不在免限。”这些特别的约定明显就是为了防止因皇帝诏令而停征债务。

  皇帝赦书大多只是免除债务，对民间买卖一般不产生任何效力。但是除了借贷契约，租佃、人口买卖契约却都有类似的恩赦禁用条款，尤其是土地宅舍买卖契约最多。例如《唐乾宁四年（897）平康乡百姓张义全卖舍契》写道：“或有恩赦书行下，亦不在论理之限。”《后唐清泰三年（936）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也有“中间如遇恩赦大赦流行，亦不许论理”。可能的原因是，这些附带恩赦禁用条款的契约大多是以买卖为幌子的借贷。债权人为了规避最高利率的限制，便会要求债务人以买卖的方式将土地宅舍转让以作借贷的担保。

  一份敦煌的借贷契约文书记载道：“金银匠人翟信子等三人于甲戌年向高康子借了麦三硕，当年秋天本利已达六硕，其时偿还一硕二斗。乙亥年本利累计到达九硕六斗，丙子年偿还了七硕六斗，尚余二硕未还。乙丑年刚好遇上大赦：‘矜割旧年宿债’，但高康子不肯免除二硕的债务。于是告官，最后判定翟信子等三人的债务是宿债，按皇帝诏令不需要再偿还二硕的麦。”（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显然，皇帝恩赦具有不可规避的效力。“官有政法，民从私约”，二者原本互不干涉。然而，古代公私界限并非清晰，官府时常要干预私人契约以实现治理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