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探索“司改”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各地政法部门探索出了很多先进经验和做法，极大地推动了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浪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法院系统对内设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检察系统积极探索“捕诉合一”办案新机制等等。

    各地政法部门探索出了很多先进经验和做法，极大地推动了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浪前行。

内设机构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改革前，司法机关内设机构较多，职能较为分散，既影响办案效率的提升，也不再适应司法权力运行新机制。根据中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时而动，2016年8月，分别与中央编办联合印发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内设机构改革大幕就此拉开。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全院干警1060名，2017年全院新收案件超过10万件，被称为全国人员规模、案件数量最大的基层法院。

    该院院长殷勇介绍说：“浦东法院人员多、案件量大，内设机构相对较多，原有内设机构22个，仅民事审判庭就有7个，改革后内设机构变为14个，审判庭的职能分工更加合理，审判力量调整更加顺畅，非审判业务机构更加精简。”

    按照合理精简机构、科学配置职能、优化整合资源的路径，改革后形成了立案、刑事、民事、商事、审监、执行和执行裁判等7个新型审判业务部门，一个司法警察大队，政治部、办公室、司法行政装备(信息)等3个综合行政部门。

    内设机构改革后，一些机构被撤销或者合并，原有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何安置，是摆在各地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上海、天津等地探索破解之道。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陆卫民表示，法院通过三个“一批”妥善安置领导干部，即刚性政策分流一批，思想政治工作劝退一批，任命审判团队负责人安置一批。此外，在审判业务部门中增设专职党务干部岗位，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队伍管理在内设机构改革中得到加强。

    李爱青原是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内设机构改革后，她成为一名专职党务干部，把党建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高鹏表示，法院在一些人员多、任务重的大部门，设置专职党务干部。

    内设机构改革之后，审管办并入到了研究室，李爱青主抓党务工作，履行党支部书记的职责，让她欣慰的是职级和待遇并没有改变。

    随着内设机构改革逐步深化，天津、上海等法院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内设机构规模大幅缩减，机构设置重点向审判业务部门倾斜，司法人力资源向办案一线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整体运行效能提升。   

    在整合机构、破解责任不实问题的同时，各地以办案业务实际需求为引领，建立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新型办案团队，破解合力不强的难题。

    2017年，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周光辉结案数量超过了600件。作为专业审判团队里的一员，他的办案方式发生了改变。

    “我的工作主要是审理和裁判，我一天大概可以审理和判决10件案子。”他坦言。

    2017年，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告别了传统的“1+N+N”模式，以法官为中心，根据办案流程节点，组建审执辅助团队，能够集约化的一律集约化管理，能够社会化的一律社会化外包，能够科技取代人工的一律信息化解决。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副院长廖志良表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像医院的医生只负责开药方，而检验、抓药、注射等工作，都有专门的团队来做。

    周光辉还介绍说，民间借贷单元的每个法官年均结案超过600件，但法官们都可以正常休周末、休年假，参加各种培训。

探索“捕诉合一”办案新机制

    机构改革是表，职能转变优化是里，如何进行优化职能配置，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着眼于加强专业化建设，积极探索刑事检察“捕诉合一”的办案新机制。

    2018年3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从检20多年的张玉梅，遇到一起令人扼腕的案件。在一家个体美容院，滕某某为艾某某注射了一针美容针剂，这一针下去，被害人艾某某顿时疼痛难忍，眼前一片模糊。等送到医院，被害人已经容貌尽毁，眼睛失明。通过仔细审阅公安机关的报捕材料，张玉梅发现，滕某某没有从业资格，为非法行医，但卷宗中并无医疗事故鉴定意见。经侦查员说明，被害人伤情应当在轻伤以上，由于张玉梅同时也负责此案的公诉，她很有信心地对此案进行了批捕，并从公诉的角度提出了继续取证的意见。

    “以前办理像滕某某这样非法行医的案件，在批捕阶段可能因没有医疗事故鉴定不批准逮捕；在公诉阶段，由于换了一个办案人，一切又要从头做起，可能还需要退捕一次或两次。在批捕阶段发现的问题，公诉阶段还是解决不了，诉讼监督容易落空。”张玉梅说。

    张玉梅受理案件后，不到一个月就起诉了，这比正常办案至少缩短了一个月。因为她已经对此案的各个环节都进行过细致研究，并及时指导收集了证据，法庭上胸有成竹的张玉梅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论辩，最终主审法官采信了 起诉意见。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清明街派出所民警樊琪说，“一个检察官办理，在批捕环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完善证据上进行提醒，避免了在案件侦查结束之后的退补， 要知道案发后立即取证和案发后两个月取证，完全是两个概念。”

    办案检察官从批捕、起诉两个阶段紧盯证据，保证了庭审的顺利进行，提高了案件的当庭宣判率。

    另外，自2015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启动以来，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办案效果、推进专业化建设为导向，构建配置科学、运行高效的公益诉讼检察机构，为更好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提供了组织保障。

    如，2016年9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与长江干流相连的三角湖等湖泊存在围栏围网养殖，导致湖泊污染。经过连续一个星期对区内全部湖泊现场勘查，检察官锁定相关证据，依法向区农业局、环保局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监督其依法拆除相关湖泊上的围网围栏，恢复湖泊边耕地77.42亩。

    武汉市副市长汪祥旺指出，检察机关开展污染治理、市政管理等方面帮助政府解决了社会治理的难题，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设立公益诉讼检察厅。未来，地方各级检察院也将建立公益诉讼检察机构，或专业化办案团队，努力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公共利益方面更高的司法需求。

建立新型监督管理体系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如何建立新型监督管理体系，在有序放权的同时实现有效监督，是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院庭长对监督管理案件心存顾虑，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问题，河北沧州市人民法院探索出“四三二一”的监督管理模式，构建了“四类案件” 的阳光监督机制。

   “四”是指将最高法规定需要监督的“四类案件”进一步细分为更具辨识度的26种情形；“三”是指建立以立案庭、法官、院庭长三方为主体的“四类案件”发现和提起监督工作机制；“二”是指院庭长依托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两种渠道发表监督意见；“一”是指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一个能将监督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公开透明、全程留痕的监督工具。

    今年3月，该院法官王萍在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被告人刘芳在收押期间被检查出异位妊娠，即宫外孕。合议庭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适用于刑法第49条“对审判时怀孕妇女生命权利的保护”。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宫外孕属于妇科疾病，而非人们通常认知的怀孕，因此不属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合议庭因此产生了分歧。

    “这个案子是比较奇特的一个案子，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看看其他法院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案例，发现这是一个空白。”王萍说。

    按照“四类案件”阳光监督机制，刘芳故意杀人案属于必须提交监督的26种情形范围。王萍在阳光监督平台上将此案标注为疑难复杂案件，提请院庭长监督。这一环节的设置避免了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通过阳光监督平台，主管院长必须对王萍的提请予以批注。这一机制既避免了改革前院庭长不愿管或随意管的情况，也解决了改革后不敢管的问题。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光辉表示，这种监管也是按照新的规定来实行，绝不是说回到过去那种行政审批式的模式，权力边界很明晰。

    按照监督机制，被监管的案件要经过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和审判委员会表决，而且整个监督过程，全都通过多媒体大屏进行联动展示。同时，院庭长监督建议的时间、内容、节点、处理结果等，也都在监督平台上全程留痕，确保监督不缺位，到位不越位。

    最终沧州中院认定，被告人刘芳属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