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宪法反思

读《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019）》有感

  中国共产党党史认为，“五四运动”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这也是大家的普遍认识，但鲜有人对其进行法律性反思，尤其是宪法性反思。西南政法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董彦斌的《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019）》一书打破惯例，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客观、深刻的视角。

  作者在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其实起源于宪法讨论。民国制宪过程中，“有希望‘转正’的‘天坛宪草’，因为袁世凯与国民党决裂而流产”。“天坛宪草”中，有一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死后，制宪重开。“看起来，那时的政治家们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宪法的制定……一时间，朝野遍谈宪法”。《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它选择进攻“孔教入宪”条款，要用“新”利刃，斩断“旧”树根，阻止“孔教入宪”，且“要在事实上打破孔子之教的社会职能和儒家传统”。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五四运动”起源于宪法讨论。

  那么，不将“孔教”写入宪法是否意味着抛弃它呢？并非如此。宪法的内容应当是基本的，是世俗范围内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划分，无涉个人“修身”的范畴，将孔教入宪未免有些“强宪法所难”。宪法只能止步于保障国民的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而不能规定接受什么内容的教育。故“孔教入宪”没有必要。

  另外，书中还讲了当时对处理“五四运动”被捕学生的不同看法。比如：梁漱溟先生明确表示：“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又说道：“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哪一件不是接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既然恨司法官厅不去检举筹安会，我们就应当恭领官厅对于我们的犯罪的检举审判。”这些话蕴含着丰富的宪法内涵，如人权保障、法治原则，也含有“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正当程序）的司法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梁漱溟对现代宪制有清晰的认识，洞察到了当时社会纷乱的核心问题在于法治的缺失，也“强调了对于动机崇拜的警惕”。

  然而，社会主流尚未对宪法认识到位，即使是处在思想文化论战和国家政制改革风口浪尖的康有为，也认为对“卖国贼”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不难看出，康有为仍旧秉持过去奉天讨贼的政治理念，只不过将“天”换作时髦的“民意”“民权”，而对现代宪法含义中的基本人权、程序正当和司法独立等原则丝毫没有吸取。

  康有为这种认识反映了“其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还不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法学的意义上，强调群体运动的正当性，尊重群体激情，还是主流”。“五四运动”事件的结果是，政府将被捕学生释放，这被认为是学生运动的伟大胜利；而就宪法角度来看，除了学生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犯以外，该处理方式乏善可陈。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法律文化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