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继承之原则

□沈玮玮（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江怡（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身份的传递可以维持家族较高的社会地位，保持家族的尊荣。财产的继承可以维系家族血脉的延续，保障国家的赋税。因此，古代中国以家族为重，包含身份与财产的继承具有重要意义。在父系家长社会，继承在由上而下的男性子嗣中纵向展开。“自下受上称‘承’”，“承者，下载上也。”因此，继承又称为“承”或“承继”。

  宗族是古代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古代父系家族的内部又被分成许多支“宗”，但这些“宗”的地位不一，有大小之别。一个宗族一定存在着一个“百世不迁”的大宗，另有四个“五世则迁”的小宗，小宗皆由大宗统率。宗族秩序由“宗法”维持，北宋大儒张载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宋]张载：《张子全书·经学理窟·宗法》卷四）由此可见，宗法指的是存在于父系家族内部的宗子关系及原则，涉及继承领域，就是实行由嫡长子继承的“父死子继，嫡庶有别”之原则。除此之外，古代社会的继承还有以下几大特点：

  首先，身份继承远重于财产继承。古代中国依旧是身份社会，身份代表着社会等级地位，主要有家族身份和社会身份两类。家族身份主要体现为祭祖的主祭权，社会身份主要指爵位。

  家族身份继承在西周被称为“宗祧继承”，已形成了正式的制度。宗祧，即宗族宗庙，宗祧继承是指嫡长子继承祖先的宗族和祭祀祖先的权利义务，意在传宗接代。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二年》）商周之际的继承主要是宗祧继承，爵位继承和财产继承皆从属于宗祧继承，其继承权仅属于嫡长子，又称嫡长子继承制。

  宗祧继承的内容主要是居丧和祭典。居丧即为父母守丧三年；祭典即“宗庙之礼，祀乎其先也”。嫡长子若有缺，庶子可代替，《唐律·户婚》云：“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谓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此后历代谨遵不变。

  爵位继承在唐代正式确立，此后历代法律都规定爵位由嫡长子承袭。《唐律·诈伪》明确规定：“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徒一年；非子孙而诈承袭者，从诈假官法。”

  财产继承又叫“分析”或“析产”，同样按照身份之尊卑而展开，继承的基本顺序为：先诸子及诸孙（包括嫡子、庶子、婢生子、嗣子、奸生子），次为在室女、赘婿，后为出嫁女，寡妻一般作为特殊顺序继承人处理。除金元之外，嫡庶子基本上均分财产；嗣子，除宋代外，亦同亲生子。对于诸孙的继承份额，法律上不分嫡庶。然而，历代统治者认为财产继承有违家庭和睦，故常轻视之。清代官员陆陇其曾遇兄弟诉争财产，判曰：“夫同声同气，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所有财产统归长兄管理，弟则助其不及，扶其不足……”（《大清律例·户律》）这一看法代表了官方对“析产”的基本态度。

  其次，身份决定继承，古代社会继承权不可能平等，这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之所造就。原则上讲，身份继承只能限定一人，财产继承人范围则十分之广，包括诸子、诸孙、在室女、出嫁女、归宗女、寡妻、妾、赘婿等，旁系血亲的财产继承权则是绝对排斥。不过，财产继承一般实行“诸子均分”的原则，《唐律·户令》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财产，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明清律典有类似规定，一般情况下，“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大清律例·户律·卑幼私擅用财》）这体现了不平等继承内的“相对平等”。此继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家产业大之家出现，以削弱其对抗国家的能力。依据上述律法，孙子也可成为“诸子均分”的继承人，即类似于当下的代位继承，称“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同时，若被继承人之子全部亡于被继承人之前，则按照“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之规，孙子可以直接均分祖父财产，称“越位继承”。男性在父系社会享有极高的地位，所以女性在财产继承上地位极低，继承权多受限制。

  再次，古代社会承认遗嘱继承的合法性，虽然学界对此观点仍有存疑，但律法始终坚持法定继承优于遗嘱继承的原则。这是国家通过律法来保证身份继承的强制贯彻，否则若根据被继承人的意愿而认可遗嘱继承的优先性，将很难确保身份继承的一以贯之。因此，遗嘱继承被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

  据《晋书·石苞传附子崇传》载：“（石）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石）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又如《旧唐书·刘弘基传》载：“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故不及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当然，这些遗嘱继承都是在谨遵法定继承的基础上，适当以情理作为变通的例外，实现了家长的遗嘱权。关于遗嘱继承的最早法令是经唐代制订、宋代沿用的《丧葬令》。《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余财并与女。无女者，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北宋天圣四年（1026）制定的《户绝条贯》规定：“今后户绝之家……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婚门·违法交易》载：“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凭。”由此可见，“身丧户绝”或“财产无承分人”是遗嘱继承的适用前提，“证验分明’及“官给公凭”乃遗嘱有效的必要条件，南宋还将遗嘱继承人的范围限制在“内外缌麻以上亲者”之内，《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还载明：“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即规定了诉权的消灭时效，颇为全面。

  然而，即使做出这般详尽之规定，遗嘱继承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北宋杭州有一富人，将死之时其小儿才三岁，便托女婿代管家产，且留下遗书：“他日欲分财，即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待儿子成年后分家，女婿持遗书请求官府判决，结果恰恰相反，十之七归子，十之三归婿。其理由竟是：“汝之妇翁，智人也！时以子幼，故此嘱汝，不然，子死汝手矣。”（转引自郭建等：《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或许正是这一原因，明清律法对遗嘱继承再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除了遗嘱继承外，明代还存在类似当代的“遗赠扶养协议”。如洪武二十年（1387）祁门县“五都王寄保娶妻陈氏，生育子女，不幸俱已夭亡。今身夫妇年老病疾，虑恐无常，思无结果，同妻商议，将吾分下承祖王祥孙、王德龙经理名目产土，尽数批与侄婿洪均祥、侄女寄奴娘承业，管顾吾夫妻生侍送终殡葬乏资；承祀侄婿子女，毋得违文背弃。如违，甘当不孝情罪毋词。自批之后，一听均祥业，毋许家外非故异词争夺。今恐人心无凭，立此批契，永远为照。”（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5页）

  最后，律法并无统一规定继承开始的时间。按照周礼，被继承人生前发生的继承统称为“继统”，尤其是宗祧和爵位的继承。就财产继承而言，被继承人生前就开始“分家析产”的做法在民间随处可见，商鞅变法就曾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此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国家财赋收入。不过，自汉代确立尊儒的主流思想后，父母在时，子女不得私其财，否则即为不孝。《唐律·户婚》对此还规定严厉的刑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另外，若父母亡故，子孙应该遵从丧礼，开始守孝，因此，律法大多明文规定居丧期间不得分家析产。《唐律·户婚》同样有规定：“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明清律则对父母丧期内分家析产者则“杖八十”，似有放宽之意。因此，财产继承基本都始于被继承人死亡若干年后，这与当代继承法主要是规范被继承人的死后继承基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