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也应坚持法治思维

——评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的“红白喜事操办标准”

　 “移风易俗”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儒家思想甚至认为社会风气的改进要比惩罚奖赏更为有效，也更能获得民众认可。孟子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在“大张教化”的施政范围内，婚丧嫁娶一直被看作移风易俗的重点领域。

　　塑造和谐文明的社会风气同样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在农村地区“开展移风易俗行动”，要求“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在这种政策指引下，各地采取措施以期实现乡风文明。例如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就出台了《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对菜品数量、宴请人数、操办流程、礼金多少等内容做了详细规定。

　　据《新京报》等媒体6月22日报道，该标准第1条明确提出，“订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和诈骗罪论处。”社会舆论对其他条款赞赏有加，但针对这一条众说纷纭。

　　事实上，惠安街道办的做法属无奈之举。当前社会风气浮躁，花样彩礼层出不穷：有的要求“三斤三两”（三斤三两的百元钞票，大致相当于13.6万元），有的要求“万紫千红一片绿”（10000张5元、1000张100元、600张50元，共计18万元）。五花八门的说法背后，无不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很多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对外举债。天价彩礼已成为当地很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当地还出现了骗取彩礼的刑事案件，“假新娘”及其诈骗团伙先许诺结婚骗取彩礼，然后在结婚登记之前卷款逃跑。很多被骗家庭“赔了夫人又折兵”。从现实情况来看，惠安街道办出台这样的规定，对天价彩礼进行管制约束也算合情合理。

　　但惠安街道办的做法也存在问题。从立法层面讲，街道办事处并不具有制定法律法规的资格，将“索要高额彩礼”和“贩卖人口、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罪、诈骗罪）等同起来，缺乏法律依据；从执行层面讲，制定的操办标准仅具有指导意见，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如果是在商谈婚礼事宜过程中，当事人自愿支付高于2万元的彩礼，惠安街道办又该如何处理呢？

　　兰考县惠安街道办的初衷值得赞扬，但这种做法混淆了法治思维和移风易俗的关系。强化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但法治建设并不是将所有社会问题都纳入法律轨道中，更不能采取“不合法”的方式治理基层社会问题。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底线，但并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手段，法治和移风易俗各有其治理功能和适用范围。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移风易俗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手段。面对当前农村不良习俗仍相当严重的现状，必须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培育农村良好社会风气。但是移风易俗更需要采取德治的方式——通过文化宣传、思想教育、树立榜样这种柔性治理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风气。只有当出现了违法犯罪问题时才需要将之纳入法治轨道。换言之，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移风易俗的问题需要交给德治，违法犯罪的问题需要交给法治。

　　值得欣慰的是，面对社会大众的批评，惠安街道办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该街道办负责人表示，将会对操办标准的措辞进行修改，调整其中和法治理念相违背的内容，重点突出宣传性和引导性，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会主要采取现场指导、树立榜样的方式改变民众的观念。当真正出现诈骗、贩卖人口问题时，也不会由街道办直接定罪，而是会配合司法机关做好工作，协助司法机关打击贩卖人口、诈骗犯罪。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