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法律的交叉点：情感

    文学与法律似乎水火不相容。文学作为想象、虚构的产物，被划入“非理性”之列，而注重逻辑推理的法律却被列入“理性”之列。果真如此吗？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尔迪厄的反思性方法对读者启发很大，笔者认为文学与法律是可以对话的，且能相互阐释。

  中国先秦时代，文学最初含义是文章和博学。从魏晋时代起，文学含义在实际运用中逐渐变得狭窄和专门起来，“博学”的含义趋淡，而专注予以富有文采的语言的文本。唐宋时期，文学在广义上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晚清以来，文学获得了一种现代含义：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由此可见，文学与法律同根同源，时而分家、时而交叉。文学中有法律，法律中有文学。

  而情感性几乎成了文学性的同义语，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对此皆有很大程度的认同。在我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诗三百》中，已有这样的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西方文论中的情感（心灵）本质论也极为丰富，这一认识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史。

  当法律遗弃了爱，正义和法律就如卡夫卡《诉讼》里那个佩戴了翅膀的正义女神一样，成了一尊邪神，它可以变成任何力量的奴仆，制造怨恨、消磨勇气和正直。面对这样的现状，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要使法律重新学会爱。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就是情感的体现，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007年1月1日，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被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则是伴随着“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在死刑案件当中，可总结为八个字：保留死刑、少杀慎杀。“少杀慎杀”是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

  刘少一的中篇小说《神算》主要讲述的是派出所长段长松与吴瞎子的故事。吴瞎子在神仙湾算命颇有名气，他甚至知晓派出所所长最近有烦心事，因为他是盗牛案件的参与者。当所长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不经意地给所长丢下一句话。所长明白了吴瞎子话中有话，当晚找到吴瞎子的家，想请他“算一卦”，结果扑了个空。所长倒是亲眼看到了吴瞎子的生活境遇，他决定不动声色地帮他一把。第二天，他来到张寡妇家了解情况，才知吴瞎子交不起房租，只能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所长希望吴瞎子能从地下室搬到地面楼层，房租他来想办法。他要求张寡妇不加收吴瞎子的房租，这笔损失他来想办法补上。所长的一个同学在当地税务所任所长，他请求税务所所长将张寡妇的税收适当减免一点，这样就可以弥补那笔房租损失。派出所长段长松暗中帮了吴瞎子，还让张寡妇不要告诉吴瞎子。

  所长段长松从电话记录中获悉，吴瞎子可能参与盗牛案件。后来顺藤摸瓜，基本上坐实了。所长最终没有对吴瞎子采取强制措施。从文本中可以找到根源：第一是吴瞎子是一个残疾人；第二是吴瞎子的儿子也卷入到这起盗牛案件中；第三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协助警察办案有功；第四，吴瞎子以后可以发展为警察的线人……

  综上，派出所长段长松对吴瞎子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合情、合理、合法。

  人民警察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切实保一方平安、维护一方稳定。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站在群众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牢记“民本警务”的思想。《神算》中的人民警察设身处地为吴瞎子着想，对吴瞎子实行人性化执法，感动吴瞎子，也感动读者。

  文学具有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价值，从而推动社会物质文明之进程。这种价值可以体现为对人的道德感和羞耻感的培养。单就文学的教育作用而言，则是对一种健康而高尚的人格塑造。狄德罗认为，好的文艺应当使一个坏人在戏院里对自己所犯过的罪行表示愤慨，对他的罪行的受害者感到同情，对自己这样人格的人感到厌恶。从而使他倾向于不那么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来得更有效。这也正是文学的可贵之处——以情动人，也是文学的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作用的独特之地。

  法律是一个以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市场机制下国家权力调节经济社会的重要形式。具体到执行法律时，若缺少了情感这一味药，则成了机械式的执法。当代哲学家马萨·努斯鲍姆提倡法官要成为诗人。当然，仅仅靠诗并不足以弥补法律中越来越深的裂缝。但是，法学家有必要借助来自文学的力量来充实内心，在精细操作法律的同时，融入伟大的博爱情感和人文关怀，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