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全面进校园，路还有多远？

几乎每一起与青少年相关的涉性事件被报道，都会引发社会对于性教育的探讨和思考。不可否认，近些年人们对于性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接受程度都有所提升，但是性教育现状却并不乐观。

□本社记者 李卓谦

　　“花季少女遭遇性侵”“在校女生怀孕生子”“少年性侵他人获刑”……几乎每一起与青少年相关的涉性事件被报道，都会引发社会对于性教育的探讨和思考。不可否认，近些年人们对于性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接受程度都有所提升，但是性教育现状却并不乐观。

　　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性教育倡导了很多年，但实际上，性教育普及的范围还是非常非常小。由于观念的问题，性教育推行起来困难重重。”

　　“女童保护”的一项调查显示，2714位城市儿童中，有48.74%的人希望在学校接受防性侵教育，3444位农村儿童中，有52.64%的人希望在学校接受防性侵教育。从数据可以看出，希望通过学校接受防性侵教育的意愿占比都是最高。而现实中，要不要在中小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仍旧处在讨论的阶段。

学校该扮演什么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进学校性教育，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性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健康教育大框架内，并指出，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课程为“体育与健康”，每学期应该安排6～7课时。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奋斗目标。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看来，学校作为教育的正规渠道和重要力量，开展性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她说：“虽然无论从儿童发展本身的需求来看，还是从解决与性有关的社会问题的需求来看，我们都对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高度认同，但在实际教育中，很多学校并未开展性教育。”

　　刘文利和她带领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研究中国性教育问题已经10多年了。他们发现，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里，绝大多数父母都非常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女童保护”的数据也显示出了同样的结果。

　　但是，与父母对学校寄予的高期望值相比，一些学校校长和教师认为，家庭是进行儿童性教育的场所，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是父母的责任，而非学校的责任。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的确认可父母和家庭作为性信息来源与在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性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学校就可以不承担性教育责任。

　　“政府通过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所发挥的作用，在学校这样一个正规教育场所，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开展高质量的性教育，是对家庭性教育的巨大支持和补充。”刘文利说，儿童性教育的正规化、系统化，只有在学校这个正规教育场所才能办得到，“性教育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适用于其他学科的教育规律都适用于性教育，就像语文、数学、科学等课程要在学校开设，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要强制学生在学校接受这些学科的教育，而不是放在家庭或社会办学机构，性教育由学校承担主要教育责任道理是一样的。”

　　刘文利特别指出，很多青少年都是在上学期间有了第一次性经历，这就使得学校环境变得更加重要，学校和教师要成为学生获取性信息的准确来源，通过接受性教育学生能够掌握相关生活技能，在性活动中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学校有良好的教育设施，有可靠信息来源的老师，有正规的课程和教育计划，有保护和支持学生的环境，这些都是确保性教育正规化、系统化的有利条件。”刘文利说。

教材由谁来制定？

　　去年3月，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并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引发网民热议。最终，校方收回了这些读本。

　　纵观社会上出现的“性教育读本”，不难发现，各家的编撰出版都是“各自为战”，目前还没有一本统一的“性教育课程教材”。

　　孙雪梅认为，非常需要有一套教育部统一制定的全国性的性教育课程的教材，“有些大众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教材里的内容，但如果性教育课程普及了，教材自上而下所有学校全覆盖了，就能更为快速地被大家接受。”

　　目前，我国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的编写大多为“一纲多本”模式，即教育部颁布国家级课程标准或指导大纲，各出版社根据标准和大纲组织专家编写相关教材。这种模式不仅确保了教学内容的基本统一，而且激发了各出版社在编写教材时注重不同地区和人群特点的需要，进行教学内容呈现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刘文利认为，中小学性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写也可借鉴此模式，教育部或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依据性教育指导纲要或标准审核和规范中小学性教育教材，鼓励出版社编写优质性教育教材，改善目前性教育资源匮乏、水平较低的现状。

　　上述引发争议的读本正是刘文利和她的团队研发的，被作为可供学校开展性教育选择的教学材料。从2010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目前已经全部出版。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包含72课时内容的小学性教育材料。

　　“可以说，这套读本的研发过程，经过了严谨的设计、试验、反馈、修订、监测等阶段，体现了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在内容设置上依据教育部《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做出了有益尝试。”刘文利说，现在这套读本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学校作为性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她还建议教育部组织专家力量更新2008年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与时俱进，增加性教育内容。

　　主要针对防性侵教育的“女童保护”则是在结合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成员多地试讲的基础上，经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20多名一线专家数轮修订后，修改40多次，最终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儿童防性侵教案小学版”，填补了国内义务教育阶段防性侵专门教案的空白。目前，项目组正在研讨制定初中版防性侵教案。

阻力来自于哪？

　　2018年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妇女规划署WNWOMAN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布了《国际性教育指导纲要（2018版）》。按照这份纲要的指导要求，性教育应该以学校教育为主。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性教育课程开展得并不顺利？学校开展性教育的阻力来自于哪里？

　　孙雪梅认为最大的阻力可能还是源于“观念上的问题”。刘文利也认同这个观点，她说，除了传统“谈性色变”避而不谈的态度之外，有人认为我国的性教育已经涵盖在生物课、品德课里了，不再需要有性教育课了。

　　“我们可以发现，在生物课和品德课的课程标准里，的确有少量的性教育内容，如生物课有生殖的内容，品德课有人际关系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都是生物学科或品德学科自身学科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性教育在其他学科中的更上位的设计，而且这些内容也仅仅是涵盖面非常广的性教育中很小的部分，对满足学生性发展的需求和解决社会上与性有关的问题远远不够。”刘文利说。

　　除了性教育观念落后外，刘文利与课题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性教育师资是开展学校性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

　　目前，我国很多中小学校没有健康教育课，更没有配备专职的健康教育教师，少数勉强开出几节健康教育课的学校多由体育教师、班主任或校医承担，这样的师资往往很难达到讲授专业性教育课程的要求。

　　现实中，公益组织已经成为中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的主要推动力量，“女童保护”调查数据显示，84.70%的家长支持公益组织进校园对孩子进行防性侵等相关性教育。

　　“学校缺乏性教育师资的情况下，如果相关社会组织有专业的讲师，就恰好能弥补学校的这个劣势，还能对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可以成为打开学校性教育大门的一把钥匙。”孙雪梅介绍说，“女童保护”就通过与地方妇联、教育局、团委等部门和组织合作，培训当地教师授课，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和讲座。

　　刘文利认为，一所学校是否能为学生提供性教育，校长起了关键作用。“我们把校长比喻为学校性教育的‘守门人’，性教育是否能进入学校，是否能作为一门课程，特别是校本课程开设，校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刘文利说，校长应该带头鼓励、支持和创造一个适合开展性教育工作并且能够满足儿童需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