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制、税制和兵制改革及其影响

唐代的田制、税制与兵制

  隋代大抵沿袭北齐均田制，普遍推行国有授田，以加强对土地的集权管理。唐初实行均田制。武德二年（619）在原有的均田制基础上制订了租庸调赋税制：租即田租，每丁纳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调是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每户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产布之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力役，每丁每年为官府服役二十天，遇闰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但连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不亲自服役者，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贵族免役。（《旧唐书·食货志》）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课税以人丁为本，不因增加生产而增税，也不因怠耕而减其租；不因勤劳而加重力役，不以游惰而减其庸，如此方有利于将农民附着于土地，调动生产积极性。然而，中央并不能保证每丁百亩的授田额，但却以此征收租庸调，均田制转变为赋役制。除此之外，唐代还有所谓杂征和杂徭。杂征包括户税，户税依据每户的等级（据资产多寡定级）征收。皇亲国戚和贵族官员等均享有免除以上各项赋役的特权。在授田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赋役的征收对象实际指向人头税。为此，唐代设计了严格的户籍制度，百姓不得无故脱籍。

  府兵制由西魏权臣宇文泰于大统年间创立，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200年。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本质上是均田制下的寓兵于农，通过均田制来保障国家的兵源。农民受田为国当兵成为府兵，府兵自备粮资，减少了国家养兵费用，强化了中央集权。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令府兵户籍由军府（称折冲府，折冲一词取于古语“折冲于樽俎之间”，有不战而胜之意）掌握。平时府兵耕种田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时则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折冲将军管辖之下，即“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新唐书·兵志》）共计634府短时间内至少可集结兵员50万。府兵制与户口登记相匹配，选农为兵，内地与边防服役时间不同，其优势在于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尽可能利用农业人口，防止拥兵自重。

中唐以来税制与兵制改革

  中唐以后，因户籍常不清理，人口变动得不到及时反馈，土地买卖兼并激烈。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局势愈发动荡，民户大多弃地逃亡，建立在户口丁身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名存实亡。为确保中央税收以应付地方叛乱，大历十四年（779）宰相杨炎提出了用两税法代替弊端丛生的租庸调，于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主要内容为：①以国家财政开支作为征收额度。②土著居民与外迁的侨居户口同等纳税。③按资产将民户分为九等作为征税依据，不区分丁男与中男。④坐商和行商均按资产的1/30征税。⑤按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征收地税。⑥租庸调及杂征、杂徭并入两税。⑦一年分两次征税，夏税6月截止，秋税11月截止。夏税与秋税合称“两税”，或者户税和地税合称为“两税”。凡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过去“旬输月送”，不至于扰民太甚。一经推行，“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矣”，（《新唐书·杨炎传》）直到明代万历九年（1581）才被一条鞭法所取代。该法是为了解决中央财政不济之困境，建立了以金钱来作为国家运行的体制，即财政国家体制。如此，按照事先确定的税目和税额课税，藩镇很难随意扩大征税范围，确保了唐宪宗时期税收的增长，增强了中央财力和威信。不过明代王夫之认为两税法是“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即将之前临时征收的各种名目一并计入两税之中，临时摊派便变成了固定税收，违背了不得重复征税的原则。黄宗羲据此认为“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明夷待访录·田制三》）宋代以后则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让位于商品经济自我调节田制，并大力发展商业税制。

  唐中期以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严重，已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折冲府已无兵可交，不得不改行募兵制。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减轻了农民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将领长期统帅职业军队，易导致地方藩镇割据。

官制变革及北宋的继承

  中国传统国家的田制、税制、兵制与官制紧密相连。当田制、税制和兵制在唐中期均遭到了破坏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三省六部机构便全面闲废：“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光禄不供酒，卫尉不供幕，秘书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虚设，禄俸枉请。”（《全唐文·陆长源·上宰相书》）以户部为例，唐前期的财政体制是户部四司按照土地户籍与租调征收、国度支用、库藏出纳、仓储出纳等不同环节分工管理，尤以户部根据户口丁身确定岁入为基础，以度支制定财政预算为中心。杨炎的两税法将此前租庸调制以户口为主的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后，中央对各地土地版图的掌控就变得至关重要。但在此前均田制下，户部并不掌握各地的实际耕地面积。加上安史之乱的影响，原由户部诸司来承担赋税征敛和战备供应的任务已不可能完成，户部遭致闲废已成定局。

  为保证行政运转正常，使职差遣制开始出现。使职“因事而设，事已则罢”；差遣乃皇帝临时派遣官员执行使命，致使“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循，尚书诸司，渐至有名无实，废堕已久。”（《旧五代史·职官志》）负责财政的使职差遣官也应运而生，已出现由一人以判度支的使职身份总管财政的现象。为限制判度支的权力，天宝之后改由度支使、盐铁转运使和户部使三司分掌财政，但已不同于唐前期户部四司在不同环节上的分工管理。兵部亦是如此，唐前期尚未有大规模常备军，统领军队和指挥战争权不在兵部，主要由诸卫将军和由皇帝临时指派的行军元帅等统领。募兵制实行后，以节度使为主的地方领兵，而后又发展为宦官和宰相掌管兵权，兵部已遭闲废。尽管如此，三省六部体制仍然没有废除，且被北宋完整继承，这是导致北宋“冗官”的主要原因。

  “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是北宋基本的行政架构。枢密主兵是晚唐节度使或宦官乃至宰相统兵的翻版。而延续了募兵制的北宋为维持中央集权，又继续保持了庞大的禁军，造成了冗兵之弊。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乃效仿晚唐之结果。改革者王安石在熙宁元年（1068）二月首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位于三司之上，统筹财政，其目的即是为了根除当时聚敛型的财税政策。自北朝汉化以来，历代朝廷开始崇尚繁复多彩的社会生活，迷恋聚敛型财税制度。北宋继承了晚唐量出为入的财政国家运行体制，为维持“三冗”（冗官、冗兵和冗费）的财政支出，必然会继续这一聚敛型的财税制度。然而，当时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重任的组织机构因涉及到发展大规模商业和进行数目字管理，其变法举措既无法被官僚集团接受，又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终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