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律典的协同创新

  汉末魏晋以来气候变冷，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至黄河中下游。“五胡乱华”之后，黄河流域开始成为北方各族争夺的主战场，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以后的120多年，黄河流域再无宁日，直到北魏统一北方。胡族政权以武力占据北方后，要立国中原须以汉法治汉人，因此“重儒”观念在十六国统治者中普遍存在，胡族君主与尚未南渡的汉人士族进行了学术与政治上的合作。这些汉人士族大多秉持古典儒学传统，并未受到玄学的太多影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东汉以来儒学的经学化传统。

  王朝更替原本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大好时机，但依托禅让形式取得政权的西晋只能承认“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晋书·刘颂传》），完整地继承了前朝所积累的政治顽疾，为士族门阀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江左五朝的法制体系当时便体现了各种门阀特权。与南朝“王与马共天下”恰恰相反，十六国以及北朝从一开始就拥有十分强大的皇权，复兴了秦汉官僚政治传统，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大量模拟汉法，经由中原地带的汉族儒者精雕细作，终于呈现出无比精湛的律典体系。是故，民国法学家程树德先生断言“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3页）南北诸律之优劣本质在于皇权势力的强弱。

北朝诸律：醉心宏观创制

  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容易挣脱中原儒家伦理之束缚，不必太过顾忌撼动祖法，因而在立法改革上较南朝更为彻底。加之大多数条文于北方政权而言无法适用，故而可以大刀阔斧地精简律典。尤其是北魏拓跋氏政权，为了巩固其多民族的统一版图，需重建律典以彰显威严，所以能在法典形式上做到完满无缺。北魏在北中国统一长达100余年，又加速了法制文化在北方的传承与革新。故而，陈寅恪先生称北魏诸律“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7页）

  北魏统一后任用了在五胡乱华时逃往辽东、西凉的儒者崔浩、高允、游雅等人改定律令，经约90余年终成《北魏律》，这大概算得上是中华史上耗时最长的一部法典。该律参考西晋《泰始律》20篇，但增加了约200余条，可谓“综合比较，取精用宏”。《北齐律》以《北魏律》为蓝本，以省并篇名、刻求清约为原则，由封述等一大批律学家历十余年完成，共12篇，950条左右。北周廷尉赵肃按照《尚书》《周礼》起草法典，为与《尚书·大诰》相当，称“大律”，乃明代《大诰》之渊源，共25篇，1537条，相比《北魏律》增加了近一倍的法条，今古杂糅，烦而不当。因赵肃乃素族出身，历任司法官职，实在无法将深奥迂阔的儒经和法律捏合在一起。就条文数量而言，北律是在汉人律学家建议下编纂，故而条文一直在增加，到北周时才与南齐律条相当，增长相对缓慢。南律则到南陈时比北律又多出1000余条，深受西汉以来律注之影响。南北律的篇目大致按《泰始律》20篇，经《北齐律》改为12篇，北周将篇目增至两倍有余，实乃不值效仿。隋代虽承北周立国，但以《北齐律》为蓝本，但因“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遂定12篇，且尽删律注，将北齐律条缩减一半之多，成500条《开皇律》，直至唐永徽年间才将律与注再次合一。

南朝诸律：推进细节创新

  南朝皇权复归后，可初步驾驭士族，删定律典成为巩固皇权的必要。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令王植将张斐、杜预二人的注释同《泰始律》“集为一书”，成20卷1532条，是为《永明律》。以王植为代表的南朝律学家将汉魏律章句之学转变为律疏之学，将《泰始律》的律条扩充了两倍有余。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命蔡法度等人仿照南齐制定《梁律》20篇，条文竟增加了1000余条，且多为律注，进一步证明了南朝对律注的依赖一直存在。这也是为何自东汉以来多次精简律法而不得的原因。陈武帝即位后，“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用梁法。”（《隋书·刑法志》）与南朝各代由北方迁入江南的人创建不同，陈的创始人是江南军人，是第一个发端于岭南的政权，反映了汉民族从江南延伸到闽粤等南方世界，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因此，南陈同北朝一样存在利用汉法汉化的问题，所以可以全盘吸收/保存梁律。总之，《泰始律》持续在东晋南朝沿用235年，是两晋南北朝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晋律的宽简与周备，南朝根本不用再做过多的修订。

  南方以继承晋律来表达政权转移的合法性，历史包袱很重，在律典简约化方面动力不足，但并非创新不够。趋于务实的南方政治环境造就了南朝律法实践的继续创新。例如，《梁律》在魏晋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连坐范围，规定谋反、降叛、大逆等罪虽缘坐妇人，但“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开创连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南朝梁武帝首创“测罚”之制：凡在押人犯，讯问时抵触不答，应对其施以罚站和挨饿。“宜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隋书·刑法志》）陈武帝创立了“测立”之制：对证据确凿而不招供的囚犯先鞭二十，笞三十，然后身戴刑具，在“高一尺，上圆，劣容囚两足立”的土垛上站立，逼其招供。相比“测罚”之制，南陈缩短了人犯上垛罚站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沈家本曾对以上进一步规范刑讯的制度创新颇有赞誉：“测罚之法，惟梁陈用之，上测有时，行鞭有数，以视惨酷之无度者，实为胜之。”（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页）南陈正式将“官当”入律，且于天嘉元年（560年）对行刑的时间进行了限制：“自今孟春，讫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当刑于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晦（月末）、朔（月初）、八节、六斋、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第三》）这一规定是对汉代秋冬行刑理论的继承，也为隋唐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参考。

南北协同：刑制创建完备

  旧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向新五刑（笞杖徒流死）的转变当是魏晋南北朝共同推进的结果。曹魏拒绝恢复肉刑，设立死、髡、完、作、赎、罚金与杂抵罪等七刑37等，作刑与徒刑没有实质区别。晋律取消完、作，采用死、髡、赎、罚金、杂抵罪五刑。刘宋广泛使用“流徙”刑，梁代将流刑适用于普通犯罪，解决了汉代废除肉刑后生刑与死刑之间跨度太大的问题，并使用鞭杖刑。南梁死刑仅有“枭首”与“弃市”，废除了晋代以来的“腰斩”，比北魏“斩、绞、腰斩、轘、沈渊”五种，北齐“绞、斩、轘、枭”四种，北周“罄、绞、斩、枭、裂”五种都要文明。

  北魏采用死、流、徒、鞭、杖等五刑，北齐基本沿袭，只是将徒刑称为“刑罪”。北魏和东魏仍有宫刑，直至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才正式被废。北周将杖、鞭、徒、流、死等五刑25等，并且均可赎。同时将流刑按照远近分为五等，改变了此前不计道里的做法。按照距皇畿2500里起，每加500里为一等，且依等各加鞭笞，数量有差，隋代将其作为参考基准。

  在程树德看来，北优于南的原因在于南朝律学的不发达。“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1页）若论律学之北盛南衰，程氏之说可称得当。但在制定律典的成就上，南北则各有贡献。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北律吸收了南律之精华，“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112页）由此，隋唐律典于篇目上继承了北朝之创见，制度上继承了南朝之发明，吸取了南北精髓。正是魏晋南北朝律典的协同创新才成就了中华法系之隋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