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鹏：减负的出路在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减负是一个非常庞杂的问题，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其根本在于整个基础教育生态的改善，建立多元教育体系，给不同的孩子提供不同的、适合他们的教育。

　　关于减负，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但多年来，校内减负的同时，校外又一直在增负。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了项目研究员王晓鹏。他认为，目前校内并未真正实现减负，一些“减负”政策只解决现象，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减负的出路在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校内并未真正实现减负

　　记者：“减负”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从校内来看，目前是否已经真正实现减负？

　　王晓鹏：我不认为学校已经实现减负了。结合我们的实地调研，从小学生3点半现象来看，孩子放学后还有不少的作业题，有些还要求和家长一起完成的，比如在几分钟内完成多少道一位数或者两位数的加减法，或者是将某段课文抄几遍。

　　所以，早放学从表面上看是减负了，但实际上学生依然是在一个非常繁重且无效的学习任务和压力下，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就不能说校内已经实现减负了。而且对“负”的标准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不仅要有“量”上的考虑，还要注重学生心理压力层面以及对学习本身的作用。

　　记者：这几十年来，“减负”的内容有什么变化？

　　王晓鹏：最早开始的减负问题，是纯粹的校内减负，比如校内的课时，学习时间，学生作业量等方面，没有涉及太多培训机构问题，但因为一直都有高考这根“指挥棒”摆在那，它又被作为是衡量学校“好坏”的标准之一，也是行政工作的成绩或者指标之一，所以这些内容一直没有办法被很好地落实。

　　近年来，从教育培训行业迅猛发展以后，所谈的“减负”有了新的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校教育某种程度上被切出来一部分，在取消“小升初”等升学考试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问题没有解决，产生了很多的校外杯赛、统测排名等问题。

　　以前的培训机构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性的教育产品，比如一些兴趣班、特长班，或者进行“补偿教育”；但现在的培训机构是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生态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它进行的超前教学与考试训练在一些地区成为大部分学生都要参加的。现在流行一句话，“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学霸放暑假都去补习了，而且现在我们学生的课外补习时间是“领跑”全球的。

　　记者：学校“切出来”这部分教育内容是什么？应不应该切出来？

　　王晓鹏：有上海的一个学生家长曾经跟我们反映，孩子平时上数学课很认真，也比较聪明，考试的时候其他题都答得很好，只有最后一道题不会。这道就是奥数题，只有上过补习班的才能答出来的。另一种情况是教师在课内没有完成教学任务或者完成的质量不高，引导学生参加课外补习。

　　这就是被切出来的部分，学生整体的学习任务是被切出一块的。如果不去培训机构补习，学生就无法去应对他的学习生活与考试。

　　另一方面，这道题为何会出现在期末考试卷里？放这道题的意义又是什么？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的“默契”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校外培训机构各种“占坑班”、捆绑销售的春夏秋冬班等，家长也都心知肚明。但学校对培训机构的这些杯赛、统测成绩和排名是认可的，民办学校有自主招生权，重点学校也有较少名额的自主招生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培训机构的“占坑班”“统测排名”成了家长心中上名校的“官方通道”。

　　所以这部分内容肯定是不能切出来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成为学生的“标配”，因为不能说在体制内禁止义务教育的择优、择校，又在体制外另建了一个体系，目前这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了。

教育培训机构影响社会公平

　　记者：教育培训机构的分布是否均衡？它对整个教育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鹏：通过我们对培训机构的调查和研究，培训机构还有一个问题是会妨碍教育公平。培训机构本身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教育产品，为学生提供一些兴趣、特长的培养，或者弱势学科的补习，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当它成为“培优与选优”的关键，就会产生巨大的教育不公平。

　　我国义务教育的现实、不同家庭背景对孩子所在学校教育质量有明显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越高的学生，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课外补习正在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家境优越的学生选择接受更多的补习教育。课外补习与学校教育的双重压力，致使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的价值被进一步损害，对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记者：很多人说教育培训行业是一个市场行为，有需求才有供给，这个行业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王晓鹏：“市场行为”乍一听好像很难去辩驳，但“市场行为”是同样需要规范的，作为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去满足家长于学生的需求，是需要一个“质量底线”的。

　　以培训机构提供的超前教育为例，有些地方搞“托奥班”，对3岁左右的幼儿搞奥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和“虐童”一样恶劣，是显然违背教育规律的，很可能起到反作用，让孩子在原始阶段就厌恶一门课程，既不利于学习也不利于身心发展，像这样的培训产品是应该完全被禁止的。

　　培训机构不应是以利益输送的方式去代替学校完成“培优、择优、选优”，而应该是对体制内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与支持。我们的学校始终是一个成建制的教育，没有办法做到照顾到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培训机构，可以以市场配置方式，给大家提供更多元的学校提供不了的教育服务。

应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记者：此次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治理行动的通知》，对培训机构的整治从形式到内容力度空前，如果被严格执行，减负问题会不会得到有效缓解？

　　王晓鹏：根据去年上海在整顿培训机构中的调查，上海市7000家课外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只占31%，无照经营的占20%，有营业资质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占49%。

　　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证照齐全的只占三成多，换句话说，中国绝大多数的培训机构是不合规的，现在行政部门要治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压力非常大。除了证照资质，在补习内容的排查上也是一大难题。

　　现在还处在一个摸排和补证的阶段，时间还不长，具体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待观察。

　　记者：未来中小学学生减负的出路在哪儿？

　　王晓鹏：减负是一个非常庞杂的问题，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其根本在于整个基础教育生态的改善，建立多元教育体系，给不同的孩子提供不同的、适合他们的教育。

　　现在学生的压力是从高中到幼儿园，一层一层向下传递，且是在一个统一标准的升学体制内进行。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压力的途径，还在于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上升的体系或者途径。这可以参考韩国的“特色高中”等模式建立较为立体和互相融通的教育体系，为孩子在横向上提供更多的求学路径。

　　首先，在教育价值和理念层面，应有所转变，我们的教育太缺乏弹性，一直以来都是重选拔和竞争，对学习本身关注不够，始终在用单一的标准，僵硬地去评价每个人。我们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构建一种有利于孩子身心真正健康发展的、低评价、低控制、低竞争、不磨灭其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教育生态机制。

　　其次，我们还要改善公办教育品质，激发办学活力。近年来校外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没有做好校内的事，特别是公办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不被家长信任。

　　我们可以通过管办评分离、委托管理的办学体制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实现学校自主发展。也可以探索美国“特许学校”的模式，在不改变其公办性质的前提下，委托教育家管理，恢复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

　　不管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应该严格落实国家的各项立法和政策要求，避免义务教育被资本市场、房地产和培训机构绑架。同时，还需要像精准扶贫那样，限期、定点消除城市中的薄弱学校，缩小学校间的差距。

　　最后，校外培训机构需要加强行业自律。4月9日，包括新东方、好未来在内的全国160家校外培训机构签署了《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避免“超纲教学”“强化应试”，绝不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其实早在2013年，教育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就发布过一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希望这次的自律公约能真正被参加签署的机构认真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