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点半现象”窥探

    下午3点半放学后怎么办？既是年轻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这一难题需学校、社会、家长三方的力量来慢慢化解。

　　除了周六日，每天下午3点半左右很多中小学校附近一般都有一位协警指挥交通，虽然不是下班高峰，但这个时间段，很多家长、各式交通工具都拥堵在门口，接送放学的孩子们。

　　这个时间，于浩会收到某托管班老师的短信“已接到”。“托管班到晚上7点，我下班到那也差不多了。”于浩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与于浩不同的是，他孩子的同学李瑞（化名）被爷爷接走，赶紧去参加课外画画班。

　　虽然学校期望下午3点半放学能留给孩子放松的时间，然而不论是客观条件还是家长的主观想法，孩子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减负。这个时间让学校和家长都很尴尬。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坦言，“3点半现象”既是年轻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这一难题正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慢慢化解，学校更是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各种社团活动的增加、弹性延迟离校等一系列措施让中小学生一方面扩大知识，另一方面家长也能“缓口气”。

托管的便与乱

　　刘军萍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上二年级，由于夫妻二人是双职工，孩子放学无人接送。从一年级开始，刘军萍就把孩子托管到某托管班了。刘军萍告诉记者：“托管班离学校很近，而且统一接送孩子，还能让孩子把作业做完。”她说，等自己到托管班差不多晚上6点半到7点左右。如果加班，托管班也能帮忙看到8点钟。

　　“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托管班很方便。”刘军萍说，上班族下班路途时间不固定，接完孩子回家做饭、辅导孩子作业，忙得不可开交。托管班的确能帮家长分担一部分。

　　相比于托管机构，小区、居民楼里的“小饭桌”也是家长托管孩子的另一选择。家住朝阳区松榆里社区的吴女士告诉记者，女儿所在的托管班由一位退休教师开办。“一般会有来自不同年级的六七个孩子参与，老师会固定一个时间让孩子完成作业，之后可以自由进行阅读、画画、预习功课等。因为这位退休教师经验丰富，能镇得住孩子，并且能及时答疑解惑，孩子在托管班写作业的效率比在家高很多。”在吴女士看来，相比于机构，开在小区里的“小饭桌”，邻里街坊都熟悉，相对安全，而且接送时间也比较灵活。

　　然而，这些托管机构和“小饭桌”也隐患重重。私人运作的“小饭桌”普遍存在师资、设施等不完备的问题，缺乏开办资质、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有效规范和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仇芳芳向记者讲述了一起案例。小美与小勇是某小学二年级同学，同时也是某托管班的学生。两人在托管班里打闹造成小美门齿粉碎性根折并需要多次治疗。小美妈妈起诉了托管机构和小勇，要求小勇和托管班承担小美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等。审理过程中，他们才发现，该机构资质有问题，提供的服务内容与合同所写也不一致。最终判决小美、小勇各承担20%责任，托管机构承担60%的责任。

　　仇芳芳说，当前各教育机构鱼龙混杂，相当比例的托管班缺乏营业资质，还有些托管班场所狭小简陋，消防安全设施缺乏，托管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特别是一些托管班负责接几十名孩子放学，但只有几个老师管理，很难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个人、家庭托管班不属于民办学校教育的行为，教育部门无权进行取缔，也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另外，因为其办在居民区里也很难查处。

孩子的想和家长的盼

　　早在2014年，北京市教委就出台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规定各区县与学校要在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半至5点的课外时间，安排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艺术、科技等社团活动，学生可自愿参加。活动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开展，由北京市财政出钱给予补贴，每年投入5亿元。

　　三年级陈欣（化名）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每周一、周三、周四都有课外社团活动。她参加了画画和围棋的社团。每天下午3点半结束全天的课程后，直接去学校的社团班级活动一个小时。活动结束后，老师还能让孩子们自由活动20分钟，放学时间延长到了4点50分。

　　相比回家和去托管班，在学校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课外知识和室外活动，陈欣当然愿意留在学校里。她班级的同学也都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活动。

　　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规划各类资源和需求，努力形成课后服务工作合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今年春季新学期，北京市大兴区在大兴新城直属地区的60所小学和幼儿园全面试行低龄学生、幼儿“课后延时服务”，为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低龄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护，看护时间直至晚上6点半。今年9月，此项服务将在大兴区99所小学和幼儿园中推广。

  大兴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有服务需求的家长，需要提前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申请安排教师。不同班级的学生将组成规模不超过20人的“临时班”，由两名教师管理。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教师会将学生聚拢到固定场所，带领学生看书、完成作业。家长采取随来随接的方式，在六点半前将孩子接走。

  据大兴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教师，大兴区政府将通过区财政对其给予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

　　据统计，相比北京，上海中小学校实行课后服务覆盖率已经达到100%，内容主要包括体育锻炼、作业辅导、自主阅读等。另外，江苏南京则探索出了弹性离校时间的措施，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学校作出安排进行托管。广西通过探索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孩子托管的问题。

　　不论何种方式，都不同程度地缓解了部分家长的负担。陈欣的妈妈坦言：“孩子放哪里也不如学校。安全的环境、设置的课程、教师的责任心都让家长很放心。”

学校的管与责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早已过了“把孩子帮我看管起来就行了”的阶段，他们不仅需要有人帮自己看孩子，同时还要给孩子有质量的教育。

  在北京，课后一小时政策刚刚出台时确实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但是家长们慢慢发现孩子在学校多待的这段时间里没什么收获。“画画就是让涂色，不讲什么绘画技巧。”陈欣的妈妈认为，如果提高绘画水平只能参加校外的课外班。校内的课外活动浪费时间，还不如辅导孩子写作业。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校外教师由于对学校学生不够了解，缺乏教学经验，开展课外活动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学校应适当引导，不做甩手掌柜，协助保证活动高效、有序地开展。石景山实验小学的做法是由校外老师负责社团活动，学校会再选派一位助教老师对课堂进行实时监管。

　　海淀区某小学的校长坦言，课程设置如何更接地气、贴合学生需求，提供课程教学的校外师资队伍是否稳定，以走班教学还是固定班级的形式开展活动，这些都是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时所面临的问题。

　　一位从教20多年的老校长也说，校园非理性现象尤其是校园欺凌的发生，大多发生在课后，老师看不见、家长管不着、门卫顾不上。此外，一些运动项目比如游泳、器械等，容易发生意外，若课后完全向学生开放，让人心惊肉跳的乱子准少不了。这些安全隐患，让校方开展课后服务的同时也顾虑重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下午3点半后的学生看护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学校，家长和社会也必须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之所以有很多人倾向于学校看护，是由于他们在观念上进入一个误区，认为孩子只能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空间里生活。”

　　他认为，处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对外界事物最为敏感，需要机会去感受自然、接触社会。对于必须由学校进行看护的低学段儿童，可以在课后时段内由学校开设特色课程，引导孩子亲近自然，了解社会。而年龄较大的小学生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主行动，选择参与甚至设计自己的活动，要给孩子更多的信任、时间、空间。

　　同时，储朝晖也指出，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有看护的责任，但不能损失学校的教学功能，尤其是不能在难以保障教师备课、休息的情况下，延长学校对学生的看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