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呼吁严刑峻法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今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恰逢两会期间，打击制假售假成为多位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人大代表米雪梅：

制假售假正侵蚀

正规企业发展空间

  今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卢馨，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蒋洪峰一起参加了一场调研活动。他们走访的广州白云皮具城是一个有着15年经营历史的商场，中心经营面积有1.6万余平方米，其中1到4层是商铺，5到11层为展贸式写字楼。2016年，这里曾以“广州白云区皮革市场”的名字，被列入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的“恶名市场”名单。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售价100至800元不等、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国际名牌箱包，甚至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的诞生：几位外国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实地走访结束后，朱征夫一行人来到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所在公司，探讨制售假侵蚀正规企业发展空间等问题。

  米雪梅自1997年到广东打工，至今已有21个年头。她进过3家私人企业，先后做过女保安、工艺技术师、跟单员，现在是“霞湖世家”服饰公司的客服总监。

  打工21年，米雪梅最痛恨假货，“假货侵犯的不仅仅是合法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如今国内很多厂商、企业花费极大金钱和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她曾在微信朋友圈看见过一条裙子，“照片很好看，我就买了，收到货穿上后可难看了，像寿衣一样，一看就不是正规厂家出来的衣服。”

  朱征夫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呼吁无论是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尤其是跨平台跨国境、多渠道、线上线下并发的售假新形态，对制售假犯罪的严厉打击，加大制售假的源头治理。

  米雪梅对朱征夫的“打假提案”表示赞同，她说，制假售假行为，对真正遵守市场规则、诚信经营的小企业是一种不公平，制假者侵蚀正规企业发展空间，她认为应该加大对制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假货要从线下生产源头加强治理，但对假货源头的打击面临着诸多难题。

  “互联网时代制售假犯罪的产业链分散，生产、仓储、销售链条断离，隐蔽手段层出不穷，对制售假犯罪的定性和量刑造成了巨大的难题。”米雪梅认为，假货的源头是在线下，而非线上，“线下假货源源不断地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流到线上。源头不遏制，就无法根治假货的难题。”

政协委员朱新力：

打假应严刑峻法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不仅涉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更关系到国家形象。”全国政协委员朱新力说，假货治理是一项全民事业，需要形成合力、多方参与、综合治理。

  据《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显示，2017年，阿里打假特战队配合行政公安执法，联动23省执法机构进行了线下打击，一共推送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但是，通过大数据模型体系排查出的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

  “现在当务之急的就是确立法律的威慑力，借鉴治理酒驾的成功经验，确立严刑峻法的打假模式。”朱新力说。

  在他看来，目前治理假货的刑罚模式缺陷明显：立法上唯数额论的定罪标准容易放纵罪犯；司法中适用缓刑率过高，降低了犯罪成本。

  “按照法律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假货类犯罪的定罪标准，都需要3万或5万的金额，这种‘唯数额论’就给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司法实践对制假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例偏高，刑法中对制假售假者判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数额过低，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颇丰，罚金远起不到震慑的效果。”朱新力说。

  因此，朱新力在今年两会关于严惩假货的提案中，建议强化惩治假货的法律力度。

  他建议修改刑法时，将“多次制假售假”“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同时，把假货类犯罪的金额标准降低至目前的十分之一。“刑法要从定罪标准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同时降低数额要求，以更加有效、全面地打击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朱新力说。

  他还建议增强刑罚的威慑力并健全非刑罚性的配套法律措施。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以限制适用缓刑；二是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提高罚金数额；三是强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等规定；四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五是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朱新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