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列玉：履职5年持续建言法治社会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从严惩处制造有毒食品犯罪、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面放开三孩等建议。

    作为10年的广东省人大代表、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从2013年至今，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共提出了60多个议案、建议。

    3月5日晚，朱列玉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他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从严惩处制造有毒食品犯罪、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面放开三孩等建议。

将虐待儿童罪纳入刑法

    近年来，虐待儿童的事件频发，特别是2017年11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在全社会引发关注，这让朱列玉感到揪心。

    目前，中国对惩治虐待儿童行为的非刑事性立法主要有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然而，朱列玉认为此类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防控、查处虐待儿童的行为，也未提供有效的处罚手段，只有一些禁止性规定，虽带有宣示作用却并无惩治行为人、预防虐待儿童行为发生的效果。

    当前处理虐待儿童行为的手段几乎都是行政处罚，与儿童及其家属受到的伤害相比，此种处罚显得太轻微。

    “一方面，非刑事性立法缺乏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制裁规定；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刑法尚无独立的‘虐待儿童罪’，虐童行为如果没有造成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即使在性质上十分恶劣，也很难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使得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地游走在犯罪边缘，儿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此，朱列玉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以更好地对接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补强儿童立法整体上的缺弱。

    此外，根据刑法第260规定，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首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不能囊括所有主体的虐童行为。”他坦言，虐待罪不能完全评价虐童行为。

    而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人口流动性大，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大量增加，儿童的监管和抚养逐渐开始脱离原有的家庭照管模式，特别是在东部一些发达城市，儿童的入托率和入园率都比较高，导致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由家庭成员逐步扩大到家庭外成员。

    对此，朱列玉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轻，即使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法定刑也不过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加上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因素，犯罪人的实际服刑时间就更短了。较轻的处罚难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也不利于发挥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作用。  

    对于刑法中规定的其他相关罪名，如故意伤害罪以及非法拘禁罪、侮辱罪，他指出，虐待儿童在身体上达到轻伤标准就可以定故意伤害罪，但是精神虐待、疏忽照顾和性虐待的情形则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进行规制，“虐待”行为也并不局限于“非法拘禁”或“侮辱”。

    “严重的虐童行为会对儿童留下一定的心理阴影。”朱列玉强调，“应从根本上预防，建立一套完整的虐待儿童预防体系，而刑法作为权益维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具有震撼力和威慑力的。”

从严惩处制造有毒食品罪

    毒粉条、空壳奶粉、地沟油、苏丹红鸭蛋……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通过食物和水传播的疾病每年会导致 220 万人死亡。

  　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朱列玉认为，中国刑法对于制造、销售有毒食品罪的刑罚规定较轻。而在司法实践中，以制造有毒食品罪判处实刑的比例更低，警示作用效果不大。

    也就是说，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分子依旧会抱着侥幸心理生产贩卖有毒食品，即使被抓到，由于有毒食品不会立刻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因此判处刑期不长，犯罪成本也不高，生产、贩卖有毒食品的行为自然屡禁不止。

    “应当加大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的量刑，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

    但目前刑法也未明确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罚金的计算标准，这让司法机关在经济处罚力度方面无法很好地把握。因此，朱列玉还建议，建立经济惩罚性赔偿制度，让惩罚性经济赔偿达到真正的惩罚性目的。

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    

    “一带一路”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它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变得绚丽多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法律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都不相同，朱列玉认为，需要将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新发展、新内容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人文、法律特色吸收进国内商事立法中，为各国商事规则协调奠定基础，减少将来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或法律障碍。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新问题，需要成熟的商事法律制度引领和指挥。因此，发展商事法律制度、完善商事立法体系刻不容缓。

    朱列玉建议，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并通过仲裁院的法律适用，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

    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可以通过法律适用，梳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现有的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增加多边或者单边贸易协定的新内容、新举措。在时机成熟时，通过国际仲裁院的法律适用，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记者了解到，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各地相继设立了国际仲裁机构，如广州成立了国际航运仲裁院，厦门成立了国际商事仲裁院和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珠海、湛江分别设立了国际仲裁院。“但这些国际仲裁机构过于分散，且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仍然无法满足‘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朱列玉建议，共同成立一家具有国际化视野、有针对性并且专业的国际民商事纠纷仲裁院，并通过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公平处理，提高中国国际仲裁机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2017年，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六成人放弃生二孩缘于孩子无人照料， “有心生”却“无人带”已经成为阻碍一些夫妇生育二孩的愿望。在朱列玉看来，由于幼儿教育不属于国家义务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财政补贴相对较少，也由此导致幼儿教育收费相对高昂。这种收费水平往往超出许多家庭的负担能力。另外，母亲放弃工作，全职看护小孩在现阶段对大部分家庭来说都不太现实，而且很多家庭的老人年事已高，无力照顾孙辈。

    朱列玉建议，唯有通过国家的大力扶持，让幼儿教育成为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使幼儿教育成为所有家庭可以普遍享有的配套基础设施，才能使二孩政策得到真正有效执行。   

    同时，由于适龄生育人群多属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代，她们往往要承担更重的赡养、抚养压力，这种情况下，妇女往往难以承担照顾一个甚至两个孩子的任务，她们只能牺牲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照顾孩子。

    “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不仅出于受教育者本身考虑，也是将妇女尽快从照顾孩子的任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工作。”他说。

    此外，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有利于补上义务教育的短板，保障教育质量和统一教育标准，发挥政府的资源优势，推动幼儿教育的普及，实现幼儿教育的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