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资源应成为幼教的主体力量

    虐童案频发根源何在？解决路径何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治理结构出现了职能缺位，重中之重在于加强监管。有的学者建议，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还有学者建议，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幼教领域。

　　“公办资源应该成为幼儿教育的主体性力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陈辉认为，除去少数极端案例，绝大多数幼儿在园期间受到的伤害不能简单定性为“虐童”，“所有在校教育都需要管教，只教不管，是不可能的。”

　　专注幼托教育问题研究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明强表示，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一般虐童案中，不论是施虐问题，还是其他管理问题，都只是结构性社会问题的外显，应该“发动社会自身力量，重新启动街道、单位自办托幼机构的历史传统”。

　　“应保障幼儿园办学充分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全国青联委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说，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最少。幼儿园、亲子园等幼托机构，由于没有引入竞争机制，教职工没有优胜劣汰意识，使其缺乏危机感、进取心。

治理结构出现职能缺位

　　“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市场——社会三方治理结构之间出现了职能缺位。”徐明强认为，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老师针扎幼童事件，是施虐者、管理者，在政府有效履责、市场自我约束、社会协同参与缺位的条件下，一次人性恶的展示。

　　徐明强表示，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职责无处不在。在托幼领域，结构合理的社会治理同样需要政府履责。一是提供必要的公立幼儿园、托儿所，满足一定市场需求。二是为托幼市场建章立制，使行为主体有章可循，并进行有效监管，使其行为主体有所敬畏。

　　徐明强说，纵观两起事件，对施虐者、管理者追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对“携程亲子园”等企业自办托幼机构的成立条件、运行规范进行制度保障，对“红黄蓝幼儿园”等市场化幼儿园进行有效监管，并为市场化、社会化托幼机构提供基本示范标杆。

　　长期专注教育改革问题研究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钟瑞军认为，出现类似“携程亲子园”等虐童事件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携程亲子园”事件，折射出我国幼托机构相关建设国家标准缺失，以及过度管制。

　　“凭什么妇联的机构就可以办寄托机构，携程公司却不能注册一个教育机构，自己从市场上招聘有幼教经验、有爱心的人举办‘亲子园’？为什么没有其他优质的民营机构来承办‘亲子园’？”钟瑞军说，这说明政府过度管制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和优质服务的供给。

　　当然，还有国家治理落后的问题。在钟瑞军看来，无论是“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还是“红黄蓝幼儿园”老师针扎幼儿等事件，都反映了国家很多政策、监管、执行不到位。“为什么寄托问题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决策和执行没有适当分开。”

　　钟瑞军说，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由执行部门制定有关政策。但“执行部门从自利角度出发，通常不会主动给自己找事，能少一事就少一事。除了上级领导命令下来，他们才会多做事。如果由一个专门制定公共政策的机构出台相关文件，那么情形就会很不一样。”

　　陈辉认为，近期出现的系列虐童事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幼儿教师队伍专业性参差不齐、幼儿教育机构良莠不齐。“这些年我国幼教取得长足发展，但同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幼儿教育需求相比，发展得还不充分、不平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师幼比过低。”

　　褚宸舸表示，企业自办幼托机构，说明政府在学前教育投入方面有缺位。“现在绝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办公益性的托儿所、幼儿园。这是因为它盈利小、风险大、麻烦多。因此，对以促进职工福利为目的的办园行为，政府应给予一定支持、鼓励、规范，以提高保教质量。”

“重中之重是加强监管”

　　“幼儿机构必须加强管理，从而规避教师的非专业、违规管教行为。”陈辉说，近期一系列事件给公众、幼儿机构及监管部门上了一次幼儿教育“公开课”。如何最大限度规避幼托机构再次出现类似事件？重中之重是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幼儿在园权益保障机制。有关部门必须定期巡查，对相关违规行为和隐患进行处置。幼儿家长也应学会及时、合法地表达和维护幼儿权益。全面提升幼儿教育专业性，是维护幼儿在园权益的根本保障。

　　徐明强认为，在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市场自身存在约束机制，包括信息透明、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以及运行有效、自我规范的行业秩序。它能保证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但我国当前的托幼市场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徐明强表示，由于行业尚未形成完整的行为规范，从而导致我国当前幼托市场“野蛮生长”、逐利的企业资本，一方面收取高昂入园费用，另一方面压低一线保教人员工资待遇。

　　徐明强说，在传统社会，儿童本身是社区凝结的纽带，家长在集体照料儿童过程中能资源分担、信息经验共享，形成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甚至自发组织儿童照料互助组织。但当前市场化逻辑下的托幼模式，家长基于“厂商—消费者”逻辑，很少参与到幼儿园管理中。

　　在徐明强看来，治理类似问题，“短期靠整改，中期靠制度，长期靠思路”。

　　短期可以采取运动式整改。比如：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对托幼机构管理人员、保教人员进行技能、师德教育培训，强化幼儿园硬件设施标准，要求所有托幼机构必须配备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设施，并对视频资料进行长期保存等。

　　中期进行制度建设，使其日常运行和市场监管有章可循。比如：规范幼儿园准入制度，提高幼儿园设立门槛，对兴办幼儿园主体的资质、师资配备比例等进行严格要求。建立保教人员从业资格制度和薪资保障制度，建立政府主管部门和家长定期、不定期督查访问制度。

　　长期可以调整托幼机构供给思路，构建以儿童为核心，家长、保教人员、幼儿园管理者等协同参与的机制，使各方形成具有社群主义色彩的社区共同体。由此，淡化保教人员和儿童之间的商品消费关系，增强两者的社会化情感互动，从根本上弥合市场化模式带来的弊端。

　　陈辉认为，虽然构建无死角不间断实时监控在技术上可行，但在道德和法律层面要慎行。尽管有家长表示，只有实时直播孩子在园状态才能安心，但从法律层面看，家长并没有权利进行实时监控。摄像头记录的，不只是自家孩子的状态和活动，还涉及其他幼儿隐私。

　　陈辉表示，严格说，只有公安机关，才有资格调取和查阅监控资料。升级监控体系，虽有利于进一步监督幼儿教师行为，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在全景监控状态下，幼儿教师、幼儿家长和幼儿园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密切了，还是疏远了，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保育为主，教育为辅”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撰文称，目前，我国0到3岁幼儿托管率仅为4%。11月12日，新华社报道称，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婴幼儿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陈辉认为，公益普惠是国家对学前教育性质的基本定位。幼儿教育更大程度上是公共产品，公办资源应该成为幼儿教育的主体性力量。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大政府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特别是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尽最大努力坚持和确保幼儿教育的公益属性。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城市，还可以探索社区幼托中心模式，依托社会工作机构提供相关服务。

　　徐明强表示，托幼机构的供给无非三种途径：国家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国家化即由国家财政兴办充足的托儿所、幼儿园，保障适龄儿童入托、入园。但这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在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家并无财力承担所有托幼机构建设任务，仍需市场和社会参与。但市场化的症结在于“婴幼儿照料”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商品是无感情的存在，而“婴幼儿照料”本身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市场化的商品逻辑对待社会化的感情逻辑，其结果是厂商追逐利润，入园费用越来越高，但依然无法满足家长的需求。

　　“幼儿园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徐明强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前教育界经过多次讨论，最终达成幼儿园职责共识是“保育为主，教育为辅”。1990年，我国实施的《幼儿园管理条例》对此进行了明确。因此，“保育是核心，教育是重要内容”。

　　在徐明强看来，我国1955年前后，采取的社会化方式解决托幼机构不足问题的经验，仍有学习、借鉴价值（街道、厂矿企业自行组织，建设街道托幼机构。经费由政府补贴、街道和单位集资、家长缴费组成；场地，主要以街道和单位自有房产为主，或租赁部分房产；管理人员和保育人员，主要来自于本街道和本单位的职工家属）。

　　钟瑞军认为，婴幼儿寄托和幼儿园的经费，相当一部分应该由中央财政（尤其是针对流动人口部分）、地方政府拨款，拨款依据是各机构入学人数和家长满意度等指标。专业化的机构、有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办学，国家制定相应标准，并定期抽查就好。

　　褚宸舸说，回到过去由政府、企业办托儿所，不现实也不可能。应发挥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倡导社会办园，政府监督，企业支持，依法运行。同时，继续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力度，规范私立幼儿园发展，提升办学质量。

　　“幼儿园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幼儿的身体健康，培养幼儿的良好生活、卫生习惯。”徐明强说，优秀幼教工作者的标准，不是年轻、高学历、知识丰富，而是有爱心、稳重踏实、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因此，做过母亲、有育儿经验的普通家庭妇女和职工家属更有优势。

　　陈辉认为，加强幼教师资建设，既要解决量的问题，又要关注质的问题。即优化幼儿教师培养体系，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规模和层次，加大本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力度，更注重幼儿教师入园后的专业性提升及职业培训、进修。

　　但钟瑞军认为，政府对幼儿教育过度管制，导致私立幼儿园设立难，加之对公立幼儿园拨款力度不大，这使幼儿教育工作者普遍薪水低，吸引不了优秀人才。他建议，政府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寄托和幼儿园系统，积极鼓励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进入幼教领域。

　　“政府应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褚宸舸表示，我国人口基数大，需求量大，且有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群众需求层次不同。因此，政府应该颁布明确规定，既规范办园行为，又规定政府的支持、监督责任，通过良好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幼教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