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飞：重建伦理关系缓解医患矛盾，为“医改”清障

    最近一部专门探讨医患关系的人文医学著作《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火爆市场。该书作者孙晓飞接受了本社记者的专访。他从伦理关系角度分析了当前产生医患矛盾的成因，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于下一步“医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近年，“医闹”“杀医”的新闻事件屡见报端，这类负面的报道无疑成为“医改”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如何遏止这种违法行为，让悲剧不要继续上演？在  “医改”路上，如何让医院、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携手面对、和谐相处？

　　对此，记者从近期畅销市场的《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一书窥见一斑。这部专门探讨医患关系的人文医学著作，努力为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开出了良方。该书作者孙晓飞是一位作家，也是资深媒体人，他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社会、医院、医生、病人及其家属，是医患伦理关系中的五个主要伦理主体，解决医患矛盾，根本上是重建五个伦理主体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好医患矛盾，为“医改”清障。

重构伦理关系缓解医患矛盾

  记者：医患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涉及政府、医院、病人、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孙晓飞：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要义就是直接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和君的前面。如果把这种君臣关系引入到医患矛盾中，如，把政府比做君的话，那么在医患这个问题上，则产生了政府——社会、政府——医院、政府——医生、政府——病人等多对伦理关系。同样，医院与医生及病人之间的关系，即医院——医生、医院——病人之间，也可以用这种君臣伦理关系来表达。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即医患关系，可以是孟子眼中的君臣伦理关系，也可以是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但不管怎么说，病人一直属于从属地位，处于弱势。

　　总之，把伦理概念引入到与医患矛盾相关的各个伦理主体中，套用到每一个一对一的伦理关系中，医患矛盾所涉及的多个伦理主体之间，分别建立多个系列一对一的关系，然后确定彼此的义务，各个伦理主体互尽义务并“以对方为重”。

  记者：按照你的说法，解决医患矛盾，需要政府、社会、医院、医生和病人在一对一的伦理关系中，各尽自己义务。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但为什么仍然发生了不少诸如医闹、伤医的事情呢？

　　孙晓飞：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伦理责任缺位。医院市场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但因为过去政府伦理责任的缺位，没有在那个特定的改革时代，把医院的改革纳入良性的轨道上来。

　　简单总结其原因，还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不够，在全民经商时代结束、政府开始有序管理之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持续不足，民众的健康福祉并没有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也可以说，今天的医患矛盾，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在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卫生资源短缺继续买单；是急速增加的人口、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与国家的卫生资源供应短缺之间的巨大矛盾的直接显现。

　　李克强总理曾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是‘道德经济’”。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如何实现“道德经济”，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到李克强的相关论述上来，即“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所谓“行大道”，即政府在管理上其实是代民管理，因此，要有强烈的为民众服务的意识，把老百姓当成国家的根本。具体到“医患冲突”这个话题上来，政府则要承担伦理义务，以百姓为重，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

　　当医疗费用支出成为百姓生活中具有影响性的事件，并已经困扰百姓生活的时候，解决好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问题、缓解医患矛盾就成为一件“乐民之事”。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要在处理医患矛盾中担当起社会责任。医患之间一旦发生矛盾，社会组织应该积极介入，成为缓解医患矛盾的缓冲力量。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往往有“医患冲突”时，很少出现社会组织的身影。

　　另外，还要避免媒体的不良化或者“失格”加剧社会矛盾。换言之，作为媒体，不应该过度渲染“医患冲突”，这样极可能产生模仿效应。比如，许多医生和学者认为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挑起了医患矛盾，加深了“医患冲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指责有其合理依据。

用商谈机制解决“医闹”

  记者：“医闹”产生的根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医院及医生、病人及家属之间沟通不畅造成，对此能否探索一种商谈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孙晓飞：从进入医疗空间的那一刻起，病人及其家属就把自己委托给了医院和医护人员，并要求自己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给予完全的信任，否则就无法完成一次现代诊疗过程。

  在特别的医疗空间里，医生和病人之间，因为委托关系的建立，病人构建了对医生的信任感。正因为信任，医生成为病人个人生活的“闯入者”，为了治疗或者健康的需要，病人要将个人的身体秘密无保留地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身体，包括自己的私密部位。

  不过，因为巨大的病人群体与供应不足的医生群体之间，又本来就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比如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和倾听病人的声音。而病人的焦虑感在进入医疗空间之始，甚至在感知身体的不舒服、做出进入医院决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同时，由于对于疾病存在的确认方式不同，对于疾病的理解不同，医患双方对于诊疗活动缺乏共同的认知，由此又产生了医患之间的信任鸿沟。

  因此，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一些病人及其家属就借此来发泄他们的压力。

  病人在进入医院的时候，通过入院手续以及签署相应的文件，把自己委托给医院，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者认为医疗效果与自己的预期出现偏差，病人及其家属马上会翻脸无情，甚至怀疑医生无能和失职、渎职，坏消息的告知更成为“医患冲突”的引爆点。

  所以，在这种信任鸿沟产生之后，当事故一旦发生，则在需要第三方及时介入调解的同时，还要第一时间畅通医院和医生、病人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调查，透明、公正地研判事故产生的原因，及时出台后续处理意见和措施，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好医疗意外产生之后有可能引发的“医患冲突”。

  当然，如果没有医疗事故的存在，只是病人及其家属对诊疗效果与自己的预期之间产生落差，这时的“医闹”，就真的是无理取闹了。而对于职业“医闹”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要坚决抵制和打击。

“医改”核心还是公立医院

　　记者：“医改”以来，国家在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物力、精力和财力，但公立医院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至今推进过程迟缓，对此，你觉得从哪些方面可以解决？

　　孙晓飞：刚才说的医院市场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不仅仅是公立医院市场化的问题，同时应该放开社会力量办医，这是解决国有办医力量不足、国有投资不足的有效办法。

　　一直以来，由于我们对民资总是惧怕，对国有事业过分热爱，认为在医疗领域“国有更可靠一些”。这样的想法，和20世纪80年代放开民营经济之初，许多人抱怨国有经济失守造成了假货泛滥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机制，摸清医院的“家底”，哪些医院适合引入社会资本，哪些医院不适合放开，同时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要保证“公益事业的公益性”……这些都要搞得一清二楚，才好对症下药，从而从顶层上设计和整体上规划。

  当然，社会办医，不仅仅是引入资本的问题，还可以在政府主导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参与到医疗事业的建设中来，但在这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记者：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力量办的私立医院，都要保证“公益事业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公益性肯定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私立医院盈利则是第一位。那么，私立医院如何兼顾公益性？

　　孙晓飞：国家要支持民营医院的发展，要从政策法规上为民营医院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民营资本既然选择了医疗这份公益事业，就要改变过去逐利的思路，要回归到公益上来。换句话说，要想在投资医院上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最好别来投资。

　　据了解，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医院不到6000家，只有18%是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机构只占22%，美国非政府的医疗机构占60%，大部分都是非营利的、非政府、民营的。

  实际上，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只要政府尽到监管责任，各类信息披露充分，所谓的公立与私立之别，不过是出资人身份的差别。在为民众提供健康服务的动机和效果上，两者应该是一致的，后者甚至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国家卫计委的有关规划里，这样的目标也早在制定之中：到2030年，我国民营医疗机构承担服务工作量将达到40%，公立医院下降到60%。医疗服务市场将呈现公平竞争的局面，医疗资源分配将更加合理。

　　不过，当前“医改”的核心仍然是公立医院。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以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