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以利益衡量为中心的民商法学研究

——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梁上上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4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梁上上正在给学生辅导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中，照在各种书籍封面上，映射出不一样的色彩。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几乎快要被各类法学专著占满了，密密麻麻堆放在书架上、桌子上、地面上。

　　隔着一张双层电脑桌，梁上上与学生相对而坐，一一指出论文中的细节问题，并详细讲述着他的修改建议。桌面最高处，一本台历上的每一个日期方格中，都记录着他待办的事项和安排。

本科论文登上《法学研究》

　　在工作中，梁上上一直都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特别是在论文写作上，他总是精益求精，这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梁上上办公室书架的一角，有一本略微泛黄的《法学研究》杂志，杂志的日期是1993年第5期。

　　“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商誉与商誉权》就刊登在这上面。”梁上上笑着说，那时候是他本科三年级。

　　《法学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在法学法律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选稿标准也有别于一般法学期刊杂志。

　　“当时我对民商法特别有兴趣，马绍春教授看出了我的兴趣，并鼓励我在这方面尝试探索性地撰写一些期刊论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作品。”梁上上谈道，这篇论文在马绍春教授的指导下做了修改，最终发表于《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1993年9月获得了杭州大学最高奖学金——竺可桢奖学金，获得载入校史的殊荣。

　　研究生毕业后，梁上上回到杭州大学工作，马绍春教授又成了他的领导和同事。

　　“不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他总是给我关怀与照顾，帮助我解决各种困难。”梁上上说，正是马绍春教授的鼓励与帮助，使他有了勇气和信心走上学术道路。

　　这次投稿成功深深地影响了梁上上，之后20多年的从学、从教生涯里，他始终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学生都格外细致认真。在他看来，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1994年，梁上上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成为著名法学家王保树教授的入室弟子。

　　在这期间，王保树先生悉心指导着梁上上，教他思考法律问题的方法，教他写作学术论文的方法，教他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品格和坚守。

　　2001年，梁上上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王保树依旧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学习、研究，写作，让他受益匪浅。毕业时，梁上上的博士论文获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该年度唯一的法学类论文。

　　“在跟随王保树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20个春秋，在学术上，有两点成为我的终生财富，一是他特别鼓励也特别要求我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二是对我抽象思考能力的多次肯定，使我对学术能力充满自信。在生活上，先生还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我陷入生活的低谷时，先生写信给我鼓励，给我指点迷津，帮我走出困境。”梁上上谈道，他今天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导师的指导与鼓励密不可分。

创建“利益衡量论”新体系

　　“利益衡量”是法律方法论重要的一个分支，在民商法司法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梁上上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是在硕士研究生的课堂上。当时，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正在给他们讲授民法解释学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了“利益衡量”。

　　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梁上上就被深深吸引了，从此开始了历时20多年的利益衡量研究，这也成为他持续研究的课题。

　　“我认真读了梁老师的专著《民法解释学》，以及他关于利益衡量的一些文章，还读了他翻译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加藤一郎的论文《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这些论著，我读后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梁上上谈道，他认为该方法可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能够解决许多法律上的难题。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该利益衡量方法存在缺陷：过于讲究实质的价值判断，缺少约束机制，容易导致利益衡量的恣意。

　　随后，他写了一篇8000字左右的文章，论述他对“利益衡量”问题的思考。

　　199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了母校杭州大学法律系（现为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梁上上对此前的文章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到2000年年底终于定稿。

　　文章以《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理论》为题发表于《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该文两万余字，提出了梁上上自己的利益衡量思想——利益衡量的层次结构的理论。

　　文章发表后，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法学界的许多学者对该文展开了详细研究，同样，在民商法学界等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与较高的评价。这给了梁上上很大的信心与鼓励。

　　随着利益衡量在实践中的流行，梁上上也逐渐发现了暴露出的一些滥用该方法的问题。于是，他收集资料做进一步思考，写成了《利益衡量的界碑》一文，并发表于《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该文提出了利益衡量的六大具体界碑，试图防止人们滥用利益衡量方法。

　　制度利益是利益衡量的层次结构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梁上上认为，此前文章对此表达得不够详细、充分，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把它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是，由于我国这方面的判例较少，这项研究进展缓慢。

　　2008年9月-2010年6月，梁上上利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搜集了许多美国使用利益衡量进行司法裁判的案例，将他们在这一领域积累的经验融会贯通。

　　回国后，他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完成了《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一文，并发表于《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这也标志着梁上上关于利益衡量的观点体系基本完整了。

　　“2011年9月之前，我对利益衡量的知识主要还是来源于日本学者加藤一郎，以及访美期间所收集的一些判例。可能恰恰是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脑袋中有更多的留白或者说更少的条条框框，再加上年少气盛，才使我有机会得以提出属于自己的利益衡量理论。”

　　梁上上谈到，创建属于自己的利益衡量理论不仅仅需要扎实的法学功底，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勇气，他很庆幸当时自己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2011年9月，他决定将自己的利益衡量理论汇集成一部专著《利益衡量论》。随后他认真研究了德国耶林、赫克与美国庞德等学者的论述。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梁上上进一步认识到：利益衡量理论源远流长，它是从反对概念法学的基础上兴起的，需要经由概念法学，才能超越概念法学。只有经由概念法学，才能发展利益法学。

　　为此，他把时间维度拉长，从概念法学起源开始，对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利益法学代表人物的法学思想进行研究，最后汇集到他自己的利益衡量理论中来。

　　在利益衡量的理论建构中，异质利益（不同性质的利益）之间如何衡量？它涉及异质利益之间衡量的可能性，是建构利益衡量理论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梁上上认为，异质利益衡量的实质是相符性（匹配性）问题，而不是公度性（通约性）问题，是可以衡量的。他在《利益衡量论》第2版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使利益衡量理论的基础更为扎实、体系更为完善。

　　令梁上上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快应用到了司法实践中。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很多法院法官，开始使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解决民商事案件的争议。

“利益衡量论”与民商法的新转向

　　在研究利益衡量理论的过程中，促成了梁上上法学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利益衡量成为他法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利益衡量的界碑》《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异质利益衡量的公度性难题及其求解》等论文。

　　对利益衡量的研究和探索，不仅加深了梁上上对民商法的理解，还全面重塑了他对法律本质的理解，是他对法律理解上的一次突破。

　　利益衡量方法成为梁上上在法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在这之前，梁上上的法学研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而随着对利益衡量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会使用这个研究方法来探求法律关系的本质。

　　梁上上将自己的研究主题集中到了公司法与物权法。在这些领域中，有的是讨论某一法律宏观层面的基本问题，有的是分析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

　　与此同时，他还更加关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强调以裁判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基于利益衡量理论，他主张运用“逻辑-事实-价值”的三角互动模式对案例作精细化分析。随着他撰写的案例分析论文开始增多，梁上上希望通过经典案例的分析，与司法界共同推进法律的进步。

　　“我从1990年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法律，并以法律教学与研究为业，亲眼看到了法学的光荣与梦想，亲身经历了法律的进步，并有幸通过论著表达对法律的所思所想，作为涓涓细流汇入这伟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梁上上期盼着能有更多具有中国元素、中国气度的法学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