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体现中国古代律学精华

    唐永徽年间，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黄门侍郎宇文节、柳奭，右丞段宝、太常少卿令狐徳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刘燕客，给事中赵文恪，中书舍人李友益，府丞张行实、大理丞元绍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贾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 “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为《永徽律》。

    永徽三年，唐高宗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

    《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后人称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至此，《唐律》已基本定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时的增损、编纂为“令”“格”“式”。不过，唐朝法典至今只有《永徽律疏》和《唐六典》传世，其余均亡佚了。

以礼律融合为伦理特色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疏议》，它总结历代王朝积累的丰富的立法与司法经验，继承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故所有条文都以“三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体现“君为臣纲”，规定了一系列严惩危害皇帝安全、尊严和专制统治的犯罪，以及议请、减赎、官当等一整套条款，以确认和维护皇权以及相应的官僚贵族特权；为体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规定了对不孝、恶逆、不睦、不义、内乱等行为的严惩以及七出、义绝等一系列原则制度，以确认和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伦理秩序。

     唐初统治者制定唐律时，充分借鉴了以往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立法经验，继承和吸收了历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优秀成果，立法技术臻于成熟、完善。在法典体例篇目上，结构严谨，排列有序，篇条之间，联系清晰；在律文内容上，所涉广泛，但多而不乱，文字简约，却保证疏而不漏，法律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准确而规范，律文与律疏有机配合，注释确切，举例恰当。唐律代表了中华立法技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和意义。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其“疏议”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法理、律文、律疏有机配合

    注释解释词义，阐明法理，举例恰当，法律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准确而规范。其立法思维的缜密，法律条文的充分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永徽律疏·一五八》：《疏议》曰：“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者，许立庶子为嫡。”这里，立法者将妇女不能生育、丧失生育能力的年龄定在五十岁，这与现在生理学关于妇女更年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在医学特别是女性生理学还不发达的时候，在社会上“婚后5年不育”即归责于女方的舆情面前，国家立法中能有如此年龄考虑，可见立法者主观上是照顾妇女权益的。

    《永徽律疏·二十八》：“其妇人犯流者，亦留住。”《疏议》曰：“妇人之法，例不独流，故犯流不配，留住，决杖，居作。”这是说，妇女犯流放罪，照例不单独流放（以免遭受性侵），因而就地留住，打板子，罚其劳作。这就规定了男女“同罪异罚”。立法者对妇女给予了照顾，这是现代刑法中没有的。它尽管违背了形式意义上的平等，但却朝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探索迈出了一大步。妇女与男子生理不同，体质各异，即使是同一种、同等数量的刑罚，其执行效应是不同的。因而在法律上给予照顾，也是应该的。

    《永徽律疏·二六一》：“诸以物置人耳、鼻及孔窍内，有所妨者，杖八十。”现代刑法，无论中外，对“强奸罪”中“性交”的外延争议较大，即性交仅是指性器官的结合，还是将口交、肛交等也包含在内。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口交、肛交及同性交，往往“于法无断”的现象。看到一千年前的此条文，不得不佩服其立法者思维的缜密。

    《永徽律疏·二零一》：“诸乘驾官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谓环绕为寸者）。《疏议》曰：注云：‘谓环绕为寸者’，便是疮围三寸，径一寸；围五寸一分，径一寸七分。虽或方圆。准此为法，但廉隅不定，皆以围绕为寸。”对牲畜疮口的直径和周长做出数值规定，并作为有罪无罪以及罪轻罪重的依据，使法律真正成为判定罪行的准则，限制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这也体现了立法者思维的缜密性。

    《永徽律疏·四二三》：“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永徽律疏·四二四》：“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旧。虽种植，无所妨害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不坐。主司不禁，与同罪。”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唐律力求简而不失，思考缜密。甚至强迫主司方负行政上的法律责任。此可为现代刑法作参考。

    《永徽律疏·二六九》：“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唐律的这条规定，体现了保护个体权益、包括男女隐私权在内的思想。

    《永徽律疏·三九六》：“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唐朝是纲常礼教、等级观念极为浓厚的时期，但是，贱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应受基本保护，却也是唐律明文规定的。

    《永徽律疏·三十一》：“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后时长大，依幼小论。”“刑律从轻”是唐律的一大特色，恤刑、悯民始终是一条主线。尽可能地不予判刑，尽可能地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做，不但没有鼓励犯罪，反而使唐朝前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法治环境最好的阶段之一。

    总之，唐律代表了中华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方面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和意义。《唐律疏议》的“疏议”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部律疏对唐以及其后各代在中国推行统一法制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唐律被视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代表，而比其他法系都更早地发展成熟。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