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频现 “闹剧”

    “拆旧建新”、争抢“名人故里”乱象丛生。文化旅游景点同质化严重、山寨景点遍地，而跟风式大手笔上马的文化旅游项目则不少面临工程烂尾、亏损、倒闭，甚至“人走城空”的风险。

　　河南开封市原市委书记祁金立最终没有实现再造“汴京”的造城计划，他的新浪微博更新也似乎永远定格在2012年8月14日。这一天，他连发三条微博回应人们对“举债千亿重造北宋汴京”的争论。

　　此前，祁金立的“造城计划”经媒体披露后备受质疑。但事情的变化却远超乎人们的预想，两年后，祁金立就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组织调查。

　　2016年10月21日，祁金立出现在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020多万元，祁金立则当庭认罪悔罪。

　　随着祁金立的落马，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造城计划“千亿重造北宋汴京”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

　　其实，祁金立的重造“汴京”只是各地文化旅游业开发链条上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热衷打文化牌子发展旅游业，动辄上马百亿项目的现象屡见不鲜。

城市复古潮

　　2012年，祁金立上任七朝古都开封市委书记不到一年就推出“造城计划”，意图通过修复重建古建筑复活宋文化遗产资源，将开封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

　　而实现这项工程，前提是将十几万开封市民在4年内从老城区搬离，据推测仅拆迁费就至少需要支付1000亿元，而且只是实现“造城计划”的第一步。

　　舆论认为，此举劳民伤财，使得开封承受沉重的财政负担，是面子政绩工程，而且不利于开封的古建筑保护。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也证实了祁金立的“造城计划”确实存在。阮仪三是《开封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负责人，这份《规划》是一份针对古城开发的方案，目的是保护古城文物。

　　谈到重建“汴京”，阮仪三认为，城市的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古城保护和更新的关系。他明确反对打造“古城”，认为古城应该修复，有机更新。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多古城在开发中并不都会遵从规划要求。比如山东聊城古城，同样有规划，但在大拆大建中，成为推倒重来的负面典型，2012年，住建部一副部长公开点名批评聊城，“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祁金立落马后，重造“汴京”计划是否会成为烂尾工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2012年之后，重造“汴京”就很少被当地政府所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棚改区改造，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从河南省商务厅获悉，目前，当年祁金立“造城计划”内的棚户区改革项目仍然在招标。

　　重造古城，开封绝非孤例，它只是在挖掘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战略中，2008年左右兴起“复古潮”中的一片浪花。

　　20亿重建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30亿复建甘肃敦煌沙洲古城，30亿开建江苏金湖“尧帝古城”，52亿开建河北滦州古城，60亿开工山东肥城“春秋古城”，40亿重建山东聊城古城，55亿再造湖南湘西“凤凰古城”，100亿再造山西大同明代古城，220亿再造云南昆明“古滇王国”，125亿再塑武汉首义古城……

　　2008年之后，城市的仿古重建遍地开花。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统计，2012年之前，就有不少于30个城市加入这一古城重建风潮。

　　如今，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已经开门迎客，曾主导台儿庄古城重建的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却因严重违纪，被降为科级非领导职务。

　　对于城市复古潮，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复古是弥补过去历史上的欠账，对毁坏的文物其实是一场挽救。对此，吴必虎则一语道破，古城重建的动机很少是为了文物保护，大部分是为了搞旅游、搞地产开发。

　　更有一些地方政府任凭历史地段破败衰落，进而以棚户区改造之名将其拆除；也有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觊觎历史文化街区的优越区位，成片拆除街区进行房地产开发；还有假托文化传承之名、随意拆改历史街区，造出大量媚俗仿古、缺乏底蕴的假古董。

　　“拆了老房建新房，有GDP和房地产收入，修老房子费钱又没有收入。”阮仪三如是解释地方政府推倒重来的动力。

　　两院院士吴良镛曾指出，大拆大建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最经济的做法。“老城中心地价高，拆迁花费的成本高，但是经济回报会更高。”

拆旧与山寨

　　3月24日，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称，犯罪嫌疑人罗某、嫌疑单位贵州银象乾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经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已移送独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龙家民居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城关镇，建于民国元年，为当地清末民初民居建筑典范，具有较高文物价值。2002年独山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8月，在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顾文物执法部门的责令停工要求，强行拆除龙家民居，导致文物本体整体灭失。

　　后经媒体报道，引发舆论关注。

　　和龙家民居一样，拆，是绝大多数文物古迹消失的直接原因，背后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纠葛的结果。

　　一边肆意破坏真正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地段与街区，一边花费巨资建造假古董，再造历史景点，发展旅游商业，创造经济收入。2009年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有超过3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消失。有关专家感慨：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保存下来的文物，最终却毁在经济发达的今天，发人深省。

　　“中国有近20000个城镇，其中有2000个是历史古城镇。但是这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如今还剩下多少实质内容？以古城墙为例，看似到处都有，但只有三个半是真货（荆州、平遥、新城和半个西安），其余都是假货，是近年来重建的，最多也就是夹杂着些遗址。”阮仪三道出了“拆旧建新”后直接导致山寨景点遍地的后果。

　　2017年春节期间，到安徽安庆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旅游的游客发现，占地1000平方米的山寨兵马俑群像出现在园内，千个兵马俑，整齐排列，场面震撼。

　　随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于2月7日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开发表声明称，近期国内外多地出现山寨性质的兵马俑展览，均未获得秦陵博物院授权，构成对其的侵权行为，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资料显示，安徽安庆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总投资60亿元打造，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

　　2015年2月9日，太湖县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五千年文博园”正式破产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当时就表示，许多地方搞文化旅游思维传统、陈旧，死板堆砌，五千年文博园就是这个问题。

　　即使在兵马俑的原产地西安，游客也经常发现“自己看了个假兵马俑”。2017年1月11日，西安市临潼区整合执法力量，就销毁了一批“山寨兵马俑”。

　　而类似的山寨在中国一些城市都能窥见一二。这种模式最早出现在深圳，其“世界之窗”山寨景点获得成功，引发了各地的模仿效应。

烂尾工程

　　在城市复古浪潮中，许多城市都是举债而为。2010年，敦煌市拟投资30亿元重建敦煌沙洲古城，而当年其财政收入不足3亿元。

　　山西大同重建，则远远走在开封的前面，但也险成烂尾工程。

　　大同曾有着2300余年的建城史。2008年2月，以热衷城建闻名的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据媒体报道，调研仅10天后，耿彦波就拿出自己的城市改造规划，耗资上百亿“再造古城”。在他的构想中，老城内的所有现代建筑都将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2013年2月8日，耿彦波被任命为太原市副市长，代理太原市市长，消息一出，引发大同市民轰动。人们担心，耿彦波走后，正在进行的工程会烂尾。的确，在耿彦波离开后的两年中，“再造古城”工程历经诸多变数：外债缠身、工程停工、拆迁搁浅。直到2015年8月份，北京平谷区委书记张吉福调任大同市委书记之后，大同古城内多个修复项目才陆续重启。

　　除了古城重建，一些地方还开展了一场名人故里争夺战。

　　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故里；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争夺李白故里，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故里；河北省临城县、正定县争夺赵云故里；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市和安徽黄山甚至争夺历史反面人物西门庆故里……从历史人物到虚拟人物，各地都争夺得不亦乐乎。

　　这其中借由名人文化开发上马的许多项目却并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科学规划，往往是政府领导的“拍脑袋”工程，大项目、大融资、大投入、大策划成为这些项目的共有特点。但它们并没有像大同一样幸运。

　　2010年，耗资6000多万元的河南汝南“梁祝故里”半途而废，剩下一片荒凉；投入2亿元，闹腾了两年的山西娄烦“孙大圣故里”只建起一座招待中心。2009年11月，安徽涡阳县与安徽恩龙集团签署“老子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6000亩，预计总投资12亿元，计划5年建成，目前已成烂尾工程。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为开发文化旅游业，大建文化园也是一大特点。如，甘肃省兰州市仁寿山文化旅游景区是兰州市一个预计投资300多亿元的大型项目，据媒体报道，由于景区内多个工程项目前期没有办理相关正规土地手续，工程曾一度被叫停，目前成为烂尾工程。山东德州平原县投资1.5亿元的文博园项目，也成为地地道道的烂尾工程。安徽副省长杨振超落马后，其主政淮南期间，耗资78亿元的两大工程（淮南志高欢乐园项目、淮南奥林匹克公园）也曝出目前都处于烂尾状态。

  专家指出，在文化旅游业开发过程中，因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导致因投资过大、战线过长，而很难在短期内获得预期的效益，资金链中断往往造成开发工程的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