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谈“两高”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从律师的角度,对“两高”报告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呼吁尽快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检察院”。
“过去的一年,‘两高’(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民生权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在黑龙江代表团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表示。
“两高”报告得到广泛认同
在李亚兰看来,“两高”报告写得好,是“两高”工作部署与落实有机结合的结果。
“报告很接地气,周强院长、曹建明检察长作报告时多次被代表委员的掌声打断,充分说明‘两高’报告得到了广泛认同。”李亚兰回忆说。
特别是,最高检还在报告中提到,去年会同教育部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已巡讲1.6万余场。重庆“莎姐”、武汉“大手拉小手”、常州“小橘灯”、牡丹江“冬梅姐姐”、成都“亮晶晶”等团队受到社会欢迎。
李亚兰表示,牡丹江“冬梅姐姐”积极开展“检徽闪耀在校园”的事迹,在最高检报告中得到了肯定。
报告指出,检察机关严格落实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纠正不依法听取当事人和律师意见等“顽疾”,将开展检察环节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检查、完善辩护制度和代理网上预约申请平台、受理律师网上预约等工作,纳入“坚持不懈规范自身司法行为”,“这充分体现最高检对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视。”她说。
此外,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工作中,做到了“开门迎客,广纳良言”,得到代表委员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推进执行难改革中,报告指出,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地法院深化异地执行协作。“最高法用信用惩戒破解执行难取得显著成效,让胜诉群众拿到真金白银已不再是奢望。”她说。
同时,李亚兰指出,最高法院立案庭在过去一年里,始终坚守“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改革目标,推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针对当事人不同需求,及时提供咨询、立案、调解、接访、法律援助等个性化服务,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的使命与担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关怀和温暖。
最高法报告还提到,去年以来,周卫东、侯铁男等36名法官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工作中,将我省法院执行局长侯铁男的名字列入其中,把他作为新时期公正司法的践行者、司法改革的燃灯者、司法为民的奉献者,他们用忠诚乃至生命筑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很鼓舞我们法律工作者。”李亚兰说。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最高法工作报告第13页表述,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确保刑事案件质量。
李亚兰表示,多年来,一批冤假错案的出现,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工作在过去存在“以侦查为中心”“重口供轻物证”等诸多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破解诉讼制度的症结问题,严格侦查、起诉环节的办案标准,通过庭审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
对此,李亚兰指出,以庭审为中心,推动庭审实质化,首先要完善庭前会议程序,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尤其是指控犯罪事实要明确规定庭审程序作为保障;其次,庭审中要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保障法庭辩论充分展开,各方证据、主张、观点和意见得到充分讨论和反驳,尤其避免在庭审中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使庭审流于形式,特别是在庭审中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尤为重要。
最高法院牵头
建司法大数据平台
最高法工作报告第11页表述,坚持以深化改革和推动信息化破解难题,以司法改革需求引领信息化发展,着力破解难题,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实践中,李亚兰发现律师执业“三难”又有了新变化,从原来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转变为取证难、非法证据排除难以及要求证人出庭对质难。
她还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辩护律师的出庭率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刑辩律师的出庭率仅在30%左右,或者说大部分辩护律师并没有出庭,原因是多方面的。
目前,有关律师辩护的各方面数据分析严重缺乏,这就需要以大数据思维去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法院的裁判文书资源将会得到充分利用。
为此,李亚兰建议,由法院牵头,检察院、律协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涵盖多专业层面、各方均能共享的司法大数据平台。通过相互之间共享大数据信息,强化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认同和价值认同。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坚持同样的法治理念和价值标准,相互之间更应当互相尊重和理解,有利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健康良性发展,更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提升审判质量。
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检察室
最高检工作报告第12页指出,在强化司法公开,深化便民利民工作中,将“规范推进派出检察室建设”,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检察院”。
李亚兰认为,设立基层检察室符合司法实践需求,势在必行。
公安机关和法院都在基层设立了基层组织,即派出所和派出法庭。而对它们享有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却没有相应的设置,这使得基层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的权力配置很不对称,法律监督无力。
她指出,在部分基层地区,尤其是占据了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地区,民众法律意识淡薄,通过在基层尤其是乡镇设立检察室,是响应最高检察院“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的要求,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部门执法不严、执法不公问题,可以及时维护基层民众的合法权利,使得法律监督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检察院”。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李亚兰提出的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议案、建议,几乎所有涉及最高法、最高检工作的,都得到了落实。
“只有一件,就是关于尽快建立律师投诉机制的建议,明确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没有得到落实,目前,从全国律师协会得知,已经由两院三部联合会签了,这令我很欣慰。”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