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物证就是最可靠的证人

  在李昌钰的字典里，物证就是最可靠的证人，它没有记忆问题，没有隐秘意图，也没有语言障碍，等着人们揭开真相的面纱。

　　李博士，您为什么会选择鉴识科学这一行？

　　李昌钰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被问及这一问题，很多美国媒体，愿意将缘由归因到“从小立志”上。

　　2月24日上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礼堂中，李昌钰对前来听讲的师生们澄清了上述“猜测”。他说，少小失怙，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自己，本没有萌发从警的想法。

　　1949年，沉没的太平轮带走了父亲，母亲独自一人撑起了有着13个儿女的庞大家庭。尤记得年幼时家境贫寒，入不敷出，为了不给母亲及家人增加经济负担，大学便报考了不要学费的台湾“中央警官学校”（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在毕业后，顺利成为一名警官。

　　曾经为生活所迫的年轻人竟能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级鉴识科学专家，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李昌钰如此讲述自己的刑侦人生。

赴美求学 开启鉴识人生

　　从警之初，案件审理的技术和观念相对比较落后，往往采取“敲敲打打灌灌水”的手段。如此审问下来，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认罪服法，竟然出现了破案比发案还要多的怪现象。

　　“这显然是因极不人道也有违社会公德的审讯方法造成的。”李昌钰反思，“必须要有更为科学的方法。”

　　1965年，他和太太宋妙娟一起，前往美国求学。

　　来到美国后，由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历不被承认，他只能重新从本科开始求学生涯。此后用2年念完本科，2年多读完研究生，1年读完博士学位。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速度。

　　李昌钰在美求学的5年体会到，千万不能因为别人说“不可能”就放弃自己的目标，一定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

　　除此之外，李昌钰还善于苦中作乐。他博士毕业，因经济拮据，无法付费参加毕业典礼，索性一家人在女儿长颈鹿玩偶的见证下，在家里举办了特别的毕业典礼。

　　1975年，他入职康州纽海芬大学，后成为该校终身正教授和刑事科学系主任。4年后，受州长邀请，李昌钰开始担任康涅狄格州警察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从教学岗位走上实践道路，每一个案件带给他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李昌钰出任康州警政厅厅长，成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首长。

节省时间 铸就成功之道

　　李昌钰博士从事刑侦鉴识工作半个多世纪。经他处理的案件，大约有8000余件之多，其中不乏家喻户晓的案件，诸如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台湾陈水扁遭枪击案等。

　　在常人眼中，这些案件是自己穷极一生也不能触及的高度。

　　因此，经常有人会向他请教成功之道。

　　在李昌钰看来，成功之道多种多样，因人因事而异，“唯有一点永恒不变，那就是你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他认为，任何人的成功都不会是偶然的，而是不懈努力的结晶。要想成功，就要付出比他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你每天比他人少睡几个小时，你成功的果园里就会多些果实。”

　　李博士在对学生授课时做过这样一个计算。按人活到70岁来算，一个人每天除睡觉、吃饭和个人打理所花的时间，70岁之前可用于工作的时间仅有11年。毫无疑问，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一天24个小时，不会因使用者贫穷富贵而有任何的增减。

　　“必须要节省时间！”李昌钰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吃饭快一点，做事高效一点，省下来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到练字、阅读、音乐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喜欢的事要尽量去做，天下有太多事情需要学习,省下的时间就给自己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他对北京大学的师生说：如果你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一年下来，就多了几千个小时，高效利用这些时间，两年便可出人头地。

　　这么说来，李昌钰在几十年的从警生涯中，获得800多项荣誉奖项，并成为18世纪以来，影响全世界的10位鉴定专家之一，和他节约时间的良好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过他的妻子宋妙娟女士，对“老伴”吃饭省时间的做法颇有微词，时常调侃他“吃饭像个‘吸尘器’”。

观察入微 如同证据送上门

　　一些媒体人总认为李昌钰拥有寻找证据的超能力，或者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

　　“我的超能力来自细致入微有条不紊的现场勘查与逻辑推理，来自大脑对新兴科学知识的时刻准备，来自团队的力量。”

　　作为一名鉴识科学家，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不畏艰险的工作态度，证据是不会自动送上门的。李昌钰归纳了7种找到证据的方法——站着看、弯腰看、弯腰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看。

　　碎木机杀人案，李昌钰及其团队最终在约尔拉湖边的雪地里发现了2660根头发，69块小的人骨碎片、6滴人血、一块被截短的人颅骨、一小节人指、一片指甲和一小片趾甲，加起来不足100克的人体组织，获得了指证嫌疑人的重要证据，轰动全美国；布朗餐馆谋杀案，他们在现场垃圾桶中的餐余垃圾上成功提取到DNA，为此案的最终告破迈出了关键一步……

　　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李昌钰最感兴趣的地方永远是现场，以及一切可能找到案件相关物证的地方，而不会先将时间放在与受害人家属、目击证人、犯罪嫌疑人的交谈上。在他的字典里，物证就是最可靠的证人，它没有记忆问题，没有隐秘意图，也没有语言障碍，等着人们揭开真相的面纱。

诚实第一 多少证据讲多少话

　　走上这一行，更多的是缘分，爱上这一行，只因心中一念——谁来替死者讲话？

　　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37%富人凶杀案没有侦破，一年大概有五六千件未破的凶杀案。从全世界来看，这一比例和数量将更令人惊讶。

　　李昌钰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真相，对待每一个案件，无论大小，也不论是受聘于检方还是辩方，他始终坚持让物证说话，绝不偏袒任何一方。

　　“这是一名合格的刑侦工作人员应该的态度。”李昌钰说。

　　也正是这种公正的态度，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与尊重。

　　他也曾多次“退休”，希望专心从事案例研究、教学等工作，以便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是，来自各地的求助电话和信件总是令他不断重返工作岗位，那些凶杀案里孤独的游魂，在等待着他寻找真相。

　　美国法院的审判模式是对抗制，作为专家证人，法庭科学家只能选择代表其中一方。但是，李昌钰不赞同法庭科学家“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为模式。“无论代表哪一方出庭，我的立场只有一个，证据告诉我什么，我就告诉法庭什么。”

　　李昌钰并不想当冷血无情的铁面包公，而更愿意做一位有人性温度的鉴识科学家。

　　在演讲的最后，李昌钰表示，相对于全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刑事案件来说，个人努力只是杯水车薪，“这也是我决定不再从事具体案件现场勘查工作的主要原因。”

　　现在，年届80岁的李昌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他期待可以将自己多年职业生涯的一些经验和感受告诉年轻的警官们，希望他们在案件侦查中少走弯路，为更多的受害者说话，避免许多人间悲剧。

　　他坚信：“证据告诉我是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对我来说，除了运用丰富的办案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团队合作，我还相信人性的力量也能指引我走向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