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到底能为民主做些什么

　　作为“三权分立”的美国，其联邦政府包括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行政（总统）三大分支。最高法院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为民主国家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要知彼知己，在审视自己角色以及其他机关合理定位的基础上，最高法院才能“使司法工作更加有效，才更有利于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民主政府”。

　　《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是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一部力作，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翻译。初读此书，也许有人会问：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司法文化可谓大不相同，“美法官”如何解决中国民主的问题？其实，译者何帆也有此问题，他在“译者导读”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国外的司法实践与经验，对我们了解与完善本国司法，始终是有借鉴意义的”。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托克维尔对美国独立而强大的司法系统的一种褒奖，或者说是一种羡慕。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无上权威，并非一朝一夕就确立的。这经历了几代法官的呕心沥血，才使公民，当然包括官员在内，遵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或者解释，成为了习惯，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人民信任，来之不易”。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以其出色的司法技艺，将汉密尔顿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上升为法律，确立了司法审查这一伟大制度。而后，在切诺基印第安人迁徙案中，美国总统杰克逊断然对法官说“不”，一句“让约翰·马歇尔自己执行判决”，有了后来切诺基人的“眼泪之路”，而最高法院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再后来，德雷德·斯科特案作出判决，引发了美国内战，臭名昭著的判决招致连锁反应，最高法院面临“永无翻身之日”的危机。最后，小石城事件爆发，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强力支持下，“空降师来了”，司法至上的原则才得以确立。

　　“哪里有法律权利，哪里就有法律救济”。最高法院之所以最高，大法官之所以说了算，就在于司法审查权，“它能够对政治上并非主流，甚至居于弱势的群体或者观点，提供宪法保护”。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所言：“通过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扰”，最高法院将成为“支撑和维系民主的主要机构”。倘若法官过度“政治化”，置“变化中的社情民意”于不顾，“屈服于权力和暴力”，必将“放弃法律与秩序”，自残之余必然败坏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如此一来，“如果人们连最高法院都不重视，这个国家将荡然无存”。

　　这样，为了“维系信任，法官何为”，又成了一道命题。布雷耶大法官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高法院处理疑难案件时，必须认可并尊重其他政府机构的职能——国会、总统、内阁成员、各州政府、下级法院——统筹考虑自身及其他机构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美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建立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管理模式是一方面，但“相对专长”下的相互尊重更为重要。在把握程序、权衡公正和解释法律方面，法院是专长，而在把握具体法律问题涉及的关键事务方面，恐怕法院不是专长。所以，从这一层面讲，法院角色还是要回归的好，回归其裁判者的本色，回归运送法律正义的本质，避免使法院成为行政机关的政治工具。

　　不得不承认，在民主路上，法官的角色少不得，毕竟法官坚守的是国家法律的底线。当然，民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人民信任也来之不易，需要我们且行且珍惜。正如文章中所讲：“它（人民信任）必须经过构建、打造，而且一旦形成，就必须永久维持。每一代人都有义务维系人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信心。”

（文章有删节，摘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