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第一书记扶贫机制”

    大部分地区扶贫工作已初见成效。而受贫富差别日益增大、脱贫摘帽压力等因素影响，有的基层政府“逼民致富”现象时有发生。第一书记扶贫虽可以解决扶贫工作中“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也不是万能的。

　　“明天一整天要外出考察，今天再晚都可以。”10月13日，联系上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新农村第一书记吴桂英时，天色已晚。布置完第二天某台资企业入村考察相关接待工作后，吴桂英略显疲惫。但谈及在新农村的工作，她依然精神抖擞，声如洪钟。

　　吴桂英的自信来源于她取得的骄人成绩。2014年7月，担任石板滩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的吴桂英，被选派到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入村工作不到3年，她引进了3家大型投资企业，让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年收入超过了2万元。

　　同为第一书记的潘晓辉表示，吴桂英的成绩让人望其项背。潘晓辉所在的河南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程子村，自2012年被洛阳市民政局确定为定点扶贫帮扶单位以来，该局已多次选派机关干部前往当地扶贫，但全村目前仍有72户296人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帮扶对象。

　　“有的人认可贫困，喜欢躺在贫困的摇篮上。”潘晓辉称，在基层扶贫工作中，他常遇到甘于贫困的村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晓峰称，这与我国2005年以来，农村村民自治精神的缺失、社区社会化组织发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成果与问题并存

　　部分农村通过政府扶持日渐脱贫，但机构性贫困陷阱不容忽视

　　吴桂英所在的石板滩镇位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系之丘陵地带，2006年被成都市政府列入优先发展重点镇。新农村位于石板滩镇西部，全村3090人，分13个小组，已吸引中国中车投资50.7亿元，引进鑫福矿业发展甘蔗种植加工、台资企业珍满缘种植牛樟树等。

　　“新农村人已经告别了日出而出日落而归的传统，年轻人大多就近上班去了。”吴桂英颇有成就感。她初到新农村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元，“比预想的差一大截，现在村里通了小公交，老百姓去镇上逛街只花一元钱，比以前坐摩的、骑电瓶车方便、安全多了。”

　　入村工作以来，吴桂英多方筹款为新农村建了党群活动中心、村委会办公大楼、群众活动广场及中心，发动村两委工作人员开通了便民中心，帮群众代缴水电气费用，极大改善了村民赶车、骑车前往街道办理相关业务的不便。

　　吴桂英通过招商引资让新农村走上了致富路，目前全村仅有8户村民尚未脱贫。但潘晓辉与陕西省镇巴县黎坝镇春生村第一书记余家全的扶贫路仍很长。通过前期摸排，潘晓辉所在的程子村72户296人仍处于贫困状态；春生村贫困户126户，占全村人口的25%。

　　事实上，潘晓辉与余家全也做了大量工作。潘晓辉与邮政储蓄、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以“公司+农户”模式，鼓励贫困户贷款买牛，或自己饲养，或交养牛场饲养享分红。

　　余家全多次与镇巴县劳务培训部门、务工企业联系，组织培训，使春生村外出务工人数突破500人；多次跑项目，扶持村民谢玉红成立了农牧公司，另带动3户贫困户规模养羊100余只，养牛23头，养猪50多头；建成了连片种植80多亩的辣椒产业基地等。

　　但余家全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春生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新发展一个年轻党员不容易。另一方面，少数贫困户主要是留守老人在家，发展产业力不从心。比如：胡家沟小组贫困户刘成德，家里仅有七旬老人，政府帮扶的牛不得不寄养在其胞兄家。

　　专著扶贫与基层治理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许汉泽认为，余家全等遇到的困惑，与现阶段经济发展增长点与贫困人口生计的联系越来越弱以及贫富差别日益增大有关。它使得大多数贫困群体陷入了机构性贫困陷阱，若不多维度综合治理，难彻底缓解。

不可否认的扶贫误区

　　脱贫摘帽压力下，部分基层政府“逼民致富”现象时有发生

　　“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扶贫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许汉泽表示，自中央制定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后，扶贫工作在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已上升为中心任务，且初见成效。但脱贫摘帽压力下，部分基层政府工作方法冒进、急于求成、“逼民致富”现象时有发生。

　　潘晓辉颇有同感。他认为，政府扶贫出发点是好的，但有的村民认为“他不缺吃不缺穿，并不困难”“除经济收入低点，生活条件还可以”。如：潘晓辉在鼓励贫困户参加“脱贫助力贷款”项目贷款搞种植养殖等经营时，有村民称“给钱给东西，可以，让我干活我不想干。”

　　余家全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在动员村民王某种辣椒时，王问他：扶贫不就是老百姓没钱了，国家给钱；没吃的了，国家给吃的；生病了，国家给看病吗？我为什么没有低保？“许多人片面地认为贫穷就是没钱，只要精准识别出贫困户，挨家挨户‘发钱’就行了。”

　　赵晓峰分析认为，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空心化”，人际关系金钱化有关。“一切向‘钱’”看，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互助精神消亡，比如：过去农村修路，各家出劳力很快就可以修好，但现在政府出钱，有的村民还要考虑给的工钱够不够？

　　第一书记邹海波，在河南渑池县仁村乡北坻坞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北坻坞村以每人每月400元工资雇佣4名清洁工专门负责通村公路卫生。秋收以后，许多村民将麦秆、米糠以及喂牛羊的谷草堆在院子里，“风一吹，满街都是。许多人认为，反正有清洁工呢。”

　　扶贫关键在于“扶思想”。潘晓辉说，让村民打扫家门前的卫生，有的需连续催促多次。其中一户村民，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垮塌了，他建议垒个鸡窝养鸡，对方始终不肯动。“许多人精神贫困更可怕。”余家全说，通过走访发现，观念落后、不思进取的人比比皆是。

　　潘晓辉说，扶贫工作政府不能把自己当成保姆，否则难以授人以渔。赵晓峰以山西永济市建立的“蒲韩社区”为例称，“一村一品”甚至“一镇一品”的扶贫模式亟须改变，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政府应支持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允许扶贫形式多元化。

长效机制建设之辩

　　第一书记扶贫可以解决“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赵晓峰认为，第一书记扶贫受个人活动能力、可调动单位资源限制较大，在现行脱贫压力下，会倒逼干部自掏腰包增加贫困户收入。扶贫可以与合作社结合，将政府扶贫资金量化后，让贫困户以在合作社持股形式享有事务发言权、股份分红权，且该股份不能退出。

　　赵晓峰的观点不无道理。2015年4月，被从三门峡市司法局派驻到北坻坞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邹海波，为带领村民快速致富，到北坻坞村工作一个多月后，就自费出资2000多元，租车带领村民前往灵宝市等地大型养殖厂参观学习科学种植养殖理念、方法等。

　　为更好完成基层工作，自掏腰包的不止邹海波。吴桂英说，自担任新农村第一书记以来，她请群众吃饭、参加村民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钱达2万多元。“不请老百姓吃饭、喝酒，不参加群众举办的红白喜事，你就难做工作，难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但吴桂英认为，第一书记扶贫完全可以建立长效机制。它不但可以解决扶贫工作中“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还可以锻炼机关干部，使其了解基层，增进干群关系。“原来老百姓找政府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主动下去找老百姓解决问题。”

　　社会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讲师杨亮承表示，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制度设置，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第一书记撤出贫困村后的后续发展问题、扶贫资源的精准安排等问题仍需要长期探索。

　　余家全对此不认同。他以为，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能有效贯彻落实省、市、县、乡（镇）扶贫攻坚精神，开准治贫“药方”，提高扶贫实效，建立健全扶贫长效机制。

　　潘晓辉对此表示存疑。“有的第一书记非常优秀，做了很多工作，但也可能存在部分人扶贫工作效果不佳。”这和许汉泽与他的导师、著名扶贫问题研究专家李小云去年深入调研后分析研究得出的结果颇为相似。

　　党中央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推动精准扶贫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在扶贫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一种反官僚的工作方法和制度，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扶贫第一书记”与“村书记”之间权力不清，发生矛盾冲突现象时有发生；部分“第一书记”形同虚设，虽人在村里但心在机关，甚至没有村干部带领不敢进入村民家里。

　　杨亮承表示，在现有扶贫治理格局中，自上而下逐层传递下来的扶贫资源在贫困乡村缺乏一个有效承接平台。即使派驻了第一书记，“低保”异化、扶贫精准识别等也难彻底解决。

　　而许汉泽和李小云已开始了新探索，于2015年3月在云南省勐腊县成立了“小云助贫中心”，以瑶族村寨河边村为试点村，鼓励当地贫困人口参与村内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改造、发展规划，从而提升其“造血”能力。

　　赵晓峰持续关注的山西永济“蒲韩社区”，以“综合农协”模式持续发展18年。目前，已成为拥有大宗农产品运销、有机农业种植和技术推广、农资购买和消费品购销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三农”协会，带动了两个乡镇、43个行政村、2万多口人致富。

　　潘晓辉仍希望地方政府在扶贫中将责任担起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特别是配套政策支持，且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吴桂英表示，应有针对性地选派第一书记。余家全称，选派第一书记应充分考虑其农村工作经验、责任心，并适当安排大学生村干部、社区干部到村任职。

　　但杨亮承提示，一些兜底贫困人口没有被纳入到“低保”范围内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赵晓峰表示，精准扶贫不可忽视因病、因残等导致的动态性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