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南昌会议”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10月10日至10月11日在南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推进公共安全工作信息化、法治化，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大数据为社会治理

插上腾飞翅膀

  孟建柱强调，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目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通过大数据深度应用，探索把公、检、法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一套数据化程序中，规范了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提升了办案的公正性，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技术、程序保障。

  孟建柱表示，贵州虽然属于西部欠发达省份，但以战略眼光，抓住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机遇，创造性运用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跨越式发展，努力实现换道超车、后来居上。

  而今，贵州依托全省统一的“云上贵州”平台，对社会治理数据进行高度整合共享；利用云计算开展从无到有的数据挖掘、从点到面的研判分析，打破地区、部门、警种界限，促进条块深度融合；搭建公安交通集成指挥云平台、重点车辆监督云平台，实现全省交通管理可视化、扁平化、集成化。同时，把大数据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云社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016年7月，G20峰会前期，上海公安借助大数据手段，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售仿真枪团伙案件。该案胜利破获的关键，得益于对涉枪人群进行数据“基因图谱”的刻画。

  上海警方从涉枪嫌疑人张某的数据中发现，在一个月内，他多次访问军迷网站，网站根据设定的业务规则，会自动将他贴上“兵器爱好者”的标签；张某使用多个手机号码，他会被贴上“频繁更换手机号”的标签；张某有机械制造企业从业经历，他被贴上“具有车床技工技能”的标签。

  上海公安通过这些特征，建立了智能化模型，将像张某等具有涉枪人群“基因图谱”的人员自动筛选出来，推送给侦查部门。

  通过分析“基因图谱”，上海警方顺藤摸瓜，排查到一个和张某有联系的，由18名卖家、120余名中间商、2000余名买家组成的，涉及31个省（区、市）的仿真枪销售违法犯罪团伙及产业链。

  在G20峰会前夕，上海公安成功实施抓捕，捣毁制枪窝点7个，查获仿真枪及配件3万余件，及时消除了这一危害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

  今年6月1日起，国家出台《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快递实名制作为国家行业标准正式开始施行。然而，寄递物流“开箱验视”“实名寄递”落实难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对此，江苏南通市公安局研发运用“E寄递”APP，利用现代科技破解安全难题。

　　据悉，“E寄递”APP集二代身份证信息、寄递单号、收寄地址、手机号码录入等功能为一体，快递员通过扫描身份信息上传，可以确保寄递物品100%实名登记。据统计，去年以来，南通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快递公司非法邮寄危险物质案、利用寄递渠道非法制造、买卖枪支案等刑事案件24起、治安案件133起。

  站在时代潮头，把大数据等现代化科技手段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为社会治理插上腾飞的翅膀。

确保社会组织

成为政府有力助手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共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孟建柱指出，在一些方面，社会治理过于依赖政府力量，变成政府包打天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政府要保持必要的谦抑，把那些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效果可能会更好。

  今天，打开“宝贝回家”公益网站，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串数字：30294个家庭还在寻找孩子，24370个宝贝还在寻找亲生父母。

  拐卖儿童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的毒瘤。为了找回孩子，很多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儿童网站。网上来自全国的寻亲帖，每天经过几十万次的点击，传播到全社会。而在寻亲帖的背后是上万个志愿者关注的目光。

  “宝贝回家”网站创始人张宝艳介绍，现在已经有21万名志愿者，有些人是寻到亲人后加入志愿者队伍，但更多的都是有爱心的社会民众。

  “打拐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确实很难。”重庆市公安局打拐支队副支队长樊劲松坦言。

  2009年，公安部启动第五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借助“宝贝回家”建立的信息举报、发布、整合和高效利用的互联网平台，运用“众筹”理念，将全社会志愿者的力量聚合起来。打拐从此由执法部门的专项行动变成了更多群众参与的社会动员。

  此外，浙江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全省11市、90个县（市、区）全部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重点人员帮扶帮教、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巡防等工作，取得较好效果。目前，杭州市江干区组建130余个“和事佬”协会，每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2000件，调解成功率90％以上。全省有75个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服务对象2000余名，还创建了“邻里值班室”“睦邻派对”等一大批社区组织服务品牌。

  北京、四川等地通过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患、劳资、物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禁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等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者，探索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的社会化新路子，目前已培育扶持了6个专业化社会组织，市、区两级财政每年共投入经费约1.8亿元。

  2013年开始，重庆市江北区在区、街道、社区三级选聘有能力、有热情、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能人”成为综治特邀委员，帮政府排忧，替百姓解难。

  湖南在县、乡两级全面铺开婚姻家庭纠纷专业调解组织建设，为群众及时化解“家务事，源头防范“小纠纷”变成“大案件”。

  天津建立村（社区）综治办组织，夯实基层基础。

  四川正在通过“雪亮工程”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公共安全视频查看、值守等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吉林省拨款1100万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法学会在全省建立法律服务站2873个。2016年，5000多名专家共接待群众咨询40360次，化解纠纷10996件。

  实践证明，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孟建柱表示，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发挥好他们在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妥善处置

民生诉求引发的事件

  在预防处置工作中，既要发挥好法律规范作用，又要发挥好道德教化作用。孟建柱指出，要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对民生诉求分析研判、回应化解。要依法分类处理诉求，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福建等地在政府、企业、群众之间搭建协商平台，建立第三方参与的评估机制，找到项目落地最大公约数。通过提供补贴、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等方式，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大连等地聘请专家授课、组织居民外出参观等经验，引导群众科学认识环境风险、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征地拆迁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难题。合肥、苏州、南昌、成都等地坚持让利于民、“阳光拆迁”，用群众工作方式做拆迁工作，减少了矛盾。   

  孟建柱指出，要完善信息公开、听证制度，在吸纳民意中完善政策，在集体协商中化解分歧。综合运用实地走访、微信互动、舆情监测等方式，建立征地拆迁风险研判预警体系。“坚持依法文明征地拆迁，杜绝发生违法违规征收土地和粗暴野蛮拆迁现象。”

  海南等地将征地拆迁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依法保障被征地拆迁人员合法权益。

  近年来，暴力伤医、医闹等问题频发，暴露出医患之间信任缺失。江西、天津等省市出台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上海、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市出台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探索用法治手段处理医疗纠纷。

  江西省在《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条例》实施后，医疗纠纷发生数量下降33.2%，“医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黑龙江等地推动建立“三条街、一保险”长效机制，确保群众投诉有门、处理公正。

  甘肃等地建立医警联动机制，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

  孟建柱强调，要把弘扬法治精神和加强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推动建立精通医疗技术、了解患者及家属心理需求的专门队伍，及时为患者及家属答疑解惑，增进互相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