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红军“通道转兵”

一段隐秘的长征历史如何被发掘

　　时隔5年，杨少波依然对那场“电影风波”记忆犹新。

　　当时，他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他主持之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投资数百万，将一段红军长征时不为人所熟的历史，拍摄成一部名为《通道转兵》的电影。

　　这是一部红色主题电影，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转战湘西边城通道，面对危机，及时改变战略进行转兵，并顺利摆脱困境的故事。影片在通道县实景拍摄，由刘劲、王晖等知名演员主演。

　　2011年8月，电影《通道转兵》即将上映时，成为舆论焦点的，却是在电影中客串的几名官员。

　　湖南贫困县地方官员集体“触电”疑作秀——当时有媒体报道，“通道县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另一名常务副县长杨少波，则率领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投入’红色阵营，分别饰演任弼时、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

　　实际上，除了参演，常务副县长杨少波还是电影的制片人，并参加了剧本的创作。他当时接受采访回应称，“通道县政府参与电影拍摄的目的，是推进地方文化旅游以及经济发展。作为地方官员参与演出也是一种体验，还可以节约经费，因为我们不拿片酬。”

　　他的这番话很快湮没于舆论引发的狂潮。

　　如今，杨少波已调任湖南怀化市文联主席一职。在新的办公室回忆往事，他笑了：“你看前段时间的‘王宝强事件’，我当时的压力应该不比他小。”

“毛主席来过我们这里”

　　一段隐秘而伟大的长征历史，在十几年前才被发掘出来：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在恭城书院内召开临时紧急的“通道会议”，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长久以来，“通道转兵”这段历史在通道县鲜为人知。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西南端，与贵州、广西交界，古称“南楚极地，百越襟喉”。在当地大多数人印象中，建在老县城东南山丘上的恭城书院，几十年前一直是学生们上课的地方。

　　今天，书院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要进入书院，须登上二十多级台阶。院内宽绰犹如别墅，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层层舒卷的飞檐，重叠的阁楼，在小县城显得巍峨气派。

　　因为长征历史，书院同时被湖南省委宣传部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出版，明确将“通道会议”记录其中：

  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从塘坊边出发，下午开始翻越老山界。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陡险，很多悬崖峭壁，靠几根圆木架成的栈道通过……当地群众得知红军是从老山界下来的，莫不感到惊讶。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严峻关头，毛泽东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12月12日，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使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时的李德已敏锐地感到，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此，周恩来也与李德发生分歧，他们关系开始疏远。

　　“历史表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时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乃至遵义会议。”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湘林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则在《长征行》一书中评价通道会议：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杨少波8岁时开始在恭城书院上学，当时那里是通道县第二完小的所在地。

　　据杨少波回忆，“上学时，只隐约听到老人讲，红军曾在这里驻扎，毛主席来过我们这里！”

　　作为一个对毛主席充满了向往和尊崇的湖南伢子，他当时听了，心情无法平复，“少年的好奇心立即被激发出来了”。杨少波随即产生了疑问，“这段历史书本上没有，电视里也从来没看过。这是为什么呢？”

　　青年时期的他亦未能得到答案。直到1993年，28岁的杨少波已是团县委书记。他翻遍了通道县委宣传部、地方志党史办、档案馆所有的资料。

　　“我找到一些旧书，里面有记载红军在通道的几个故事，有一封电报，但未见‘通道转兵’一说。”

　　李德在1973年出版了《中国纪事》一书，他曾是红军长征时期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书中这样写道：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集会，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

　　杨少波分析，“黎平会议”党史早有记载，长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确定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而红军到达黎平前经过通道，这段历史往前是“湘江战役”，往后是“遵义会议”，“黎平会议之前的这次飞行集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红军长征为什么在此时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一颗“火种”在他的心中开始发芽。杨少波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还原这段历史！”

还原“通道会议”

　　随后，杨少波的工作调动，让他破解历史隐秘的机缘变得更为可能。

　　他先被任命为县溪镇党委书记，而县溪镇正是恭城书院所在地。之后，他又被调到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分管党建工作。

　　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他走遍了县乡、省市各级相关的部门，并且到北京拜访了诸多红军高级将领的后代。

　　杨少波陆续有了收获。

　　他发现，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第20期上发表文章《回顾长征》。其中描述：

　　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而党史资料中最早出现“通道会议”，是在怀化地委党史办1987年编著的《红军长征在怀化》中提到：

　　1971年7月7日下午，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情况时，对博物馆的同志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的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通道和黎平会议。”

　　邓力群在2003年出版《伟人毛泽东丛书——伟人的一生》一书。他曾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其书中关于这段历史也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通过梳理这些相关联的文字资料，杨少波坚定地认为，“通道会议”这段长征历史终究会拨云见日，“只是我还得找到更多扎实的证据。”

杨少波的“长征”

　　在阅读罗开富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时，杨少波深受启发。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红军长征50周年前夕，罗开富受《经济日报》指派，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成为第一个走完原路全程的记者。

　　2001年，罗开富以日记体形式出版了《红军长征追踪》。其中记录了他在通道县的见闻：

　　通道转兵，意义重大，但至今红军史上讲得很少。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领导人会议？都没有查到文件。从我沿途考证来看，这两天，殿后的部队还在广西，进入通道的部队有在行军的，有在补充粮食弹药的……驻防的区域有100多平方公里。50多年前的这些天也是在下大雨，而且这一带群山耸立，交通不便，时间不够，正式开政治局会议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如果是正式会议，应由正式的文件，至少有资料可查，由此看来，在通道开中央领导人会议的可能性较大。

　　杨少波决定，利用节假日，重走长征路。

　　“我曾经上过湖南省第一期全省团县委书记培训班，各县市都有同学，可以通过他们找到相关人士。”杨少波说。

　　他多次从通道步行到黎平，又自桂东往南走到汝城、宜章、道县等地，寻访当地老红军。他甚至回到井冈山，从江西一路考察到广西。

　　他形容，这好比一次“考古”，当得到线索乘兴而去，却因为历史踪迹罕见，往往让人失望而归。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陌生的地方托同学帮忙找人的经历，让他饱受了人情冷暖的滋味。“这只能算是我的一件私事，而我是个外县的业余人员，又不是党史专家。过程很辛苦，但结局不一定圆满。”

　　杨少波的情绪突然低落了一些。他说，当时自己的孩子正在上小学，是最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而他每一个节假日都不在家中，“特别遗憾”。

　　“有时候也会气馁，我想，自己又不是吃这碗饭的，何必这么执着呢？”杨少波说。

　　2006年，杨少波正面临提拔考验。对于他所做的事，不时有流言蜚语传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杨少波说。

　　可是，当他想放弃时，恰恰是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了他。

　　杨少波认为，与红军长征的历史接触越深，自己的灵魂越被涤荡。“就像红军长征时迸发的‘一定要走下去’精神信念，我认定这是‘一定要做下去’的事。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正事’，即便不成功，也可以为后人留下财富。”

　　当年6月，他顺利通过考核，进入县委常委，任县委办公室主任。

　　几个月后，杨少波花费十数年培育的“火种”，终于结了“正果”。2007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凝聚他心血的书籍《通道转兵》正式出版。

　　该书发行了两万多册，据杨少波称，多地的图书馆打来电话，要求收藏该书。“湖南省民政厅看到这本书后，决定给通道县申报革命老区。书中资料翔实，很快就批复下来了。”他说。

“通道转兵”的时代价值

　　2009年春节前，杨少波揣着《通道转兵》这本书和自己创作的剧本，找到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谭仲池曾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长沙市市长、省文联主席等职，是著名的“才子官员”。

　　在杨少波去往长沙之前，他在通道县委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政府出资200万元，将《通道转兵》拍成电影。

　　县委常委会起了争论。有领导反对此举，认为有拍电影的钱，不如修路架桥办实事。杨少波则认为，要把文化当成产业来做，有《五朵金花》《庐山恋》《刘三姐》等成功的例子，这就是通道县进行旅游推广所需要的。

　　他的想法最终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谭仲池同样认可了杨少波的想法。“我们当年拍《秋收起义》这部电影，查阅资料时了解过‘通道转兵’这段历史。但由于这个会议是非正式的，所以在党史中未记载。”谭仲池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这个题材很重要，拍这部电影是对中国军史的一个贡献。”

　　谭仲池还认为，这段时期的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处于政治低谷之中，“一个失去了领导地位的人，他的主张如何得到认可？我们党内坚持真理的力量如何体现？”这都是拍摄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

　　春节后，谭仲池将重新修改好的剧本交给杨少波，并介绍了国内著名红色题材电影导演周琦与他相识。

　　2009年秋，《通道转兵》剧本第一次提交“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

　　两个月后，“噩耗”传来——剧本被枪毙了。

　　“文件下发到湖南省广电局，理由有两条：一是对这段历史的定位有疑虑，对‘通道转兵’的说法有质疑；二是剧本创作上还不够成熟。”周琦说。

　　周琦当时问杨少波：“还做不做？”杨回答：“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百分之百的努力。”

　　两人决定，一方面对剧本创作进行完善，在通道、长沙、北京等地连续举办多场剧本创作研讨会。另一方面，带上《通道转兵》这本书，约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党史办专家谈话，通过面对面交流，消除专家的疑虑。

　　2010年6月，剧本申报顺利通过审查。一切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影片共投资800万元，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和怀化市政府各出资100万元，通道县政府出资150万元，县内企业和党政机关融资100万元。12月26日，《通道转兵》顺利开机。

　　导演周琦认为，拍摄在冰天雪地的山区里完成，非常困难，但“这是最愉快的一次拍摄，因为有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全力支持和配合”。

　　杨少波时常出现在剧组，帮助协调各种关系和资源。而因为“官员参演电影”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参演的镜头，最终电影播出时，只有1秒钟，没有台词。

　　杨少波回忆说，“电影在县城大礼堂公映，现场气氛热烈，大家都表示有精神共鸣。”据他透露，电影公映后，通道的一位老县委书记找到他说：“现在外面很多人都知道了通道县，你做了历任县委书记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是最大的惠民工程。”

　　杨少波认为，他们当时进行旅游包装的意识很超前，结果证明通道的红色文化推广效果很好，“花小钱办了大事”。

　　随着“通道转兵”历史广为人知，通道县也完成了一次社会发展大“转折”。  

　　当地政府部门提炼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担当”16字，将之打造成长征通道转兵精神的精髓和核心。

　　受此影响，2013年，广铁集团开通了一条“长沙-通道”的旅游专列。2014年，通道建立了3500平方米的通道转兵纪念馆，打造了一个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该县旅游部门统计，2013至2016年，来通道旅游的人数超过了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