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汹涌：困局难破

    电信诈骗导致极端个案频发的背后，是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苍白无力的现实，而监管的多环节失守，则令电信诈骗汹涌而至，越演越烈。

    山东临沂女孩徐玉玉18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2016年8月21日，这一天她被骗走了9900元学费，和父亲去派出所报警后，伤心过度的徐玉玉在回家的路上心脏骤停，倒在父亲所骑的三轮车后座上。

    在此之前，刚在当地教育部门办理了助学金申请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几天工夫，她的个人信息就完全被骗子所掌握，并以发放助学金为由，令她毫无防备地走进一个精心设置的电信诈骗圈套。

    8月23日，在徐玉玉离世两天后，山东临沭的大二学生宋振宁也因被电信诈骗骗走生活费而猝死。

    8月28日，广东揭阳市一女大学生被电信诈骗分子冒充一节目组骗光近万元学费和生活费后，跳海自杀。

    习以为常的电信诈骗，再一次引爆社会的舆论。专家指出，电信诈骗导致极端个案频发的背后，是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苍白无力的现实，从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监管，到立法执法环节层层失守的局面亟须改变。

电信诈骗越演越烈

　　遭遇电信诈骗的不仅仅是学生。8月29日，清华大学一名53岁的教授没能躲过电信诈骗，刚卖了一套房子的他被骗子冒充公检法人员骗走1760万元。

　　在过去临近开学的8月份，针对校园电信诈骗呈高发态势。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媒体报道出来遭电信诈骗的学生就达300位，几乎每天都有学生遭受电信诈骗之苦。

　　一份报告则反映了电信诈骗活动在过去一个月的活跃程度。9月7日，奇虎360发布的《2016年中国电信诈骗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过去的8月份里，360手机卫士平均每天拦截骚扰电话约1.11亿次，其中，总共拦截被标识为诈骗电话的4.45亿次，平均每天拦截诈骗电话约1435万次。

　　公安部门公布的数字显示，徐玉玉所在的山东省，截至8月底，涉嫌电信诈骗立案的达1.5万起，被电信诈骗卷走资金6.1亿元。广东省电信诈骗立案3.8万多起，单案损失百万元以上案件有37起，但总共破案仅4800多起。

　　其实，与普通人一样，名人也逃避不了遭遇电信诈骗的情况，9月份，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撒贝宁也接到冒充警察的诈骗电话，他将录音公布后，引发热议。

　　录音显示，骗子在通话中自称是北京市东城区分局刑警队警察，并报上了姓名及警号，对撒贝宁说有人在上海用撒贝宁的身份证号为一名3岁孩子办了住院手续后逃走，入院的孩子被打得浑身是伤几近残废。骗子称撒贝宁是人贩子，涉嫌拐卖儿童。撒贝宁告诉对方自己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主持人后，男子大爆粗口说，“我让你今日说法，把你逮到监狱里面我让你天天说法。”

　　同样是冒充公检法的手段，二胡大师王国潼的妻子、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李远榕却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骗局。

　　2015年7月24日，李远榕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男子说：“我是香港邮政总局职员，您有邮件被扣在内地公安局。请拨打XXX电话。”

　　李远榕并无警觉，结果电话几经转接，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员”说：“你与丈夫牵涉进了一宗特大诈骗案！”这一下把她吓住了。三天后，她再次接到这个人的电话：“只要你缴纳‘无罪保证金’到一个内地银行户口，我就帮你摆平这件事。”

　　两位艺术家一时乱了方寸，按骗子指示，先后7次到银行及兑换店汇款，总计损失约2000万港元。

　　近几年来，电信诈骗案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公安部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通讯信息诈骗分别发案约10万起、17万起、30万起，年均增长70%以上。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达40余万起，2015年达到59多万起，与此同时，诈骗数额也屡创新高，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导致民众损失107亿元，2015年达到222亿元。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13年间，电信诈骗作为顽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并且越演越烈。

与时俱进的电信诈骗

　　其实，大陆并非电信诈骗的发源地，据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何冰介绍，台湾电信行业起步早，也最早萌发电信诈骗的“骗术”。2002年前后，电信诈骗团伙开始向福建等地转移，成为中国大陆电信诈骗的首批“师傅”。

　　2003年后，福建本土化的电信诈骗逐渐出现，诈骗对象已经变成大陆群众。2005年后，本土诈骗犯罪集团开始独立研究，改进诈骗剧本手段，自成体系，并逐渐从福建向广东等周边地区扩散。到2009年前后，台湾籍电话诈骗集团开始学习利用网络电话，并研究出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剧本。

　　2009年后，随着警方对电信诈骗打击力度的加大，跨国电信诈骗开始出现，诈骗团伙继而向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迁徙，一些电信诈骗团伙还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转移，实施跨国电信诈骗。

　　“跨国诈骗的窝点是越设越远，他们主要考虑是远离大陆，增加抓捕的难度，逃避打击。”何冰介绍说。

　　记者梳理发现，如今，电信诈骗有金融理财诈骗、身份冒充诈骗、优惠中奖诈骗、推销产品诈骗、垃圾短信诈骗等等，形式五花八门。

　　冒充身份是电信诈骗类型中的重要类型，从“猜猜我是谁”“你有网银吗，帮我付个款吧”“我是你领导，到办公室来一趟”“你得罪了人，我是黑社会的”，到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电话诈骗，这些都是常见伎俩。

　　比如，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的，往往是提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网络改号软件拨打用户手机，接着以涉嫌违法行为的方式恐吓受害人，再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要求对方转账，也会通过木马病毒的方式，直接控制用户电脑进行转账操作。

　　而垃圾短信诈骗，则是将诈骗短信通过伪基站发射到用户手机，然后实施诈骗，是一种很常见的诈骗手段。当伪基站启动后，将屏蔽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电信运营信号，利用用户手机搜索网络信号的时间差，将垃圾短信推送到这些手机上。一旦用户点开短信中的链接，就可能被虚假网站“钓鱼”，遭受经济损失。

　　“你平时在北京的小区里，看到一些形迹可疑的车辆上，有一些人正在操作电脑，其实就有可能是正在利用伪基站干违法的事情，在局部地区，当伪基站的信号超过真实基站的信号时，手机设备分不清真实基站和伪基站，哪个信号强就连哪个，这样手机通讯就被伪基站拦截了。”何冰说。

　　如今，微信点赞诈骗、微信盗用公众账号诈骗、虚构绑架诈骗、虚构手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电信诈骗正不断随着人们的社交习惯以及金融支付手段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升级。

精准诈骗背后

　　9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75岁的龚爱英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了解自己案子的进展情况，一个月前，她被“公检法”人员骗去了110万元的积蓄。

　　这次针对龚爱英老人的骗术并不高明，电信诈骗分子主要通过冒充公检法人员的身份，告诉龚爱英有人利用她的身份证在上海浦东开办银行卡，收受一笔金额为20万元的贿赂，龚爱英涉嫌间接行贿面临坐牢。

　　惊慌失措的龚爱英老人在骗子的步步利诱和恐吓下，在三天的时间内，先后被骗子划走两个银行账户上的110万元，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发现上当受骗。

　　但是令龚爱英不解的是，骗子对于她的家庭信息了如指掌，不但准确地叫出她的名字，还准确地说出了家庭有几口人，儿子儿媳妇的名字、工作单位都一清二楚，这才让龚爱英不断地落入骗子的圈套。

　　而徐玉玉同样死于精准诈骗，如果她不申请助学金，或许她以及她的家庭就能免此一难。

　　上面提到的清华大学教授刚刚卖了一套房子，回到家立即就接到了诈骗电话，称他漏缴各种税款等等，骗子可以精确地告诉他网签合同的编号是多少，各种交易中很细节的一些信息，各种恐吓威逼，然后一步步中计，结果1760万元全部被骗走。

　　复旦大学教授杨珉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引发的。杨珉举例说，中国的移动终端广泛应用，有人专门设法把病毒塞入你的手机里，有人专门从你手机里获取重要信息，有人把东西打包起来进行交易。

　　国内有关部门曾针对300多款常用软件进行了检测，60%涉及到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问题，而且这些软件都是一些常用软件，没有哪个杀毒软件会将它列入黑名单。

　　同样有调查指出，从银行、医院、学校再到网络上注册账户等等，只要涉及个人信息的地方都会出现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更是接近“裸奔”的状态。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李建华表示，电信诈骗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其从业人数超过160万人，诈骗“年产值”达1152亿元。

遭遇电信诈骗维权难

　　徐玉玉案发生后，警方仅用三天时间就侦破了案件，不久所有6名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

　　而对于龚爱英一家来说，却没有那么幸运。据办理该案的一位民警告诉他们，以“公检法”名义行骗的，一般是在香港、印尼、美国等地有海外账户，追查难度较大，而近期电信诈骗的案件较多，工作量很大，警方会尽力追查。

　　公安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10万元以上的电信诈骗案件基本上都是以台湾地区为首的，通过网络改号电话打进大陆，以冒充公检法的方式实施诈骗。

　　这种诈骗侦破困难，即使破了案，犯罪分子在台湾取现，钱洗白了，加之两地司法差异，钱多数是回不来的。知情人士表示，2014年流入台湾的诈骗赃款上百亿，被追回的钱只有20万元。

　　另一方面，通过买卖的银行卡分赃，是犯罪分子诈骗中的重要一环，比如，2013年，广州警方侦破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事主被骗2700多万元。诈骗团伙经多级转账，将这笔巨款转到3000多张信用卡，然后在台湾提现。

　　但其实，对于大多数电信诈骗案来说，破案率只有10%左右，比如上述说的广东在今年前8个月的3.8万起电信诈骗案中，破案仅为4800起，破案率为7.9%。

　　电信诈骗实施后，对此提供非真实来电显示的电信运营商是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并赔偿受害者的财产损失？

　　2015年，广州受害者杨衡兴起诉运营商的案子，是全国电信诈骗维权第一案。70余岁的他在家中接到电话，对方让其联系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电话转接后对方称他在一宗贩毒案中有重大嫌疑，需要将其账户资金转账至指定账户进行审查。他为此还特意拨打114查验来电显示号码是否属于检察院，经过确认后他按照要求转账48万元。

　　杨衡兴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简称广州电信）没有显示真实号码为由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广州电信的违约行为，是造成杨衡兴财产损失结果的次要原因，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广州电信赔偿杨衡兴1万元。

　　由于双方都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广州电信并无责任，不支持杨衡兴的诉求。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也发现，类似的案子运营商都是胜诉的。记者同时发现，对于电信诈骗受害者追究银行提起诉讼，受害者则几乎无一例外以败诉告终。

　　而利用非法伪基站散发垃圾短信的被告，大多被判决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年。

　　杨珉认为，电信诈骗屡禁不止违法成本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由于整治电信诈骗涉及部门诸多，比如直接包括公安、通信监管、电信运营商、金融监管及银行等部门，间接相关部门更多。“合作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电信诈骗难治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