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账户“合法性”激辩

  在杨春福看来，廉政账户的存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十几年过去，廉政账户这一反腐倡廉方式依然受到一些地方的青睐，市县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此表现得尤为明显。

  杨春福现已退休，原是福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第一次开始关注廉政账户这一制度是看到媒体报道的“中国廉政账户第一案”。

  2001年，辽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金某利用职务之便，使犯罪嫌疑人得以取保候审，他收受10万元后又存入廉政账户，但仍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受贿罪。

  金某认为，他已经将钱上缴廉政账户，不算受贿。他的辩护律师也将10万元钱存到廉政账户作为重要的辩护理由，认为金某相信“一律视为拒贿”的党的纪检机关对每个党员的承诺，即使金某缴入廉政账户的是个人受贿款，党的纪检部门也许诺视为拒贿，所以金某不构成受贿。

  但是后来证实，这10万元是金某在得知自己被举报后，才将钱紧急存入锦州市刚设立不久的廉政账户的。

  当时看到新闻报道后，杨春福的第一感觉是荒唐，“把受贿款交到检察院并如实交待受贿行为的，算做自首，受贿性质不变，怎么交到廉政账户就算拒贿？”

  后来，杨春福开始关注廉政账户这一广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当时，福建省纪委以及地方纪委都设立了廉政账户这一制度。他告诉记者，为此他曾多次给相关领导写信，建议取消这一账户。

  质疑廉政账户合法性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如今，多省市的廉政账户相继进入“销户”状态，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廉政账户”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分歧正在逐渐缩小。

辩护思路

  王刚（化名）是一名纪检工作人员，他与杨春福的看法不同，他一直认为，廉政账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他认为，人性总有弱点的，公务人员也不例外，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应该给予公务人员一个认错的机会，而不是拒绝。

  他向记者举了一个自己碰到的案例，河北某市一建委官员何某，因为职务的原因，自从2008年以来，多次收到一个房地产公司送来的“过节礼物”，每次都是放在一个茶叶盒里，“上面是茶叶，下面是5万元人民币。”

  由于送礼者并没有明示，何某看是茶叶也就收下了，直接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直到2012年案发，办案人员查获了这批“赃款”，被列入受贿的金额当中。

  “像这种情况，当事人可能是不想收的，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王刚反问。

  王刚也认同廉政账户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的说法，他表示，如果当事人主动、直接把钱交到账户里，避免了国家机关对案件的侦查，解决问题的效率比较高。这样就会降低办案成本，也使一些由于线索中断没法侦办的案件得到解决。

  在王刚看来，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当然希望把每一个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这包括法制非常健全的发达国家，“我们讲自由裁量权，这其实是一种宽容的精神，这种精神为什么不能放到官员身上呢？”

  “反腐败在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了，但总的情况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所以，在制度上创新来推进反腐工作的开展是可以的。”王刚说。

  和王刚的观点类似，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丁以升教授也认为，设立廉政账户在一定角度上看是合乎法理的。他认为，“廉政账户”这种制度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英美国家辩诉交易的意味，即允许当事人和国家之间通过一种交易的方式，来解决一项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进行惩罚。

  而对于廉政账户影响法律的公正性的说法，丁以升表示，廉政账户本身会导致不同种类的犯罪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其他种类的犯罪分子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但是，这恰恰显示出这项制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他又表示，把钱存入廉政账户的行为，究竟应该完全豁免罪责还是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在立法上还要作进一步的考量。“一概豁免的话，可能不利于反腐，这需要从程序上加以健全，比如规定明确的时限，或者规定检察机关立案后就不能享有此项权利。这些问题可以从立法技术上加以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也提出了一个中立的观点。他说，“面对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况，制定政策要灵活、机动，解决问题要有多样化机制。”

  他表示，如果有关部门掌握了一部分证据，但是不能达到确凿的地步，那么廉政账户的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当事人可以选择主动交待，主动接受单位的审查。“但是，如果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不能用廉政账户来包庇犯罪嫌疑人了。”

与法律相冲突

  杨春福称自己是廉政账户这一制度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刑法上并没有规定，在收受钱物后悄悄地处理掉可以免除或减轻相关责任的追究。他表示，原则上任何措施、政策的实施都不应该逾越法律的界限。

  但是根据设立“廉政账户”的理由，是为了给那些收受了各种不当财物的却又“不便退回”和“无法退回”的干部一个“悄悄处理”的渠道。为了保证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甚至明确规定：银行在接受存款时，不得向存款人询问相关情况，并为存款人保密。

  对于这样的规定，杨春福表示自己始终理解不了，“收到的礼金或贵重东西，有很多途径可以送还当事人的，也可以交给纪委或者所在单位。现有的渠道都是畅通的，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交到廉政账户里去？”

  他还表示，对于公职人员的行为，通观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检察官法》《法官法》等均没有授权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例外的、独立的、专门的规定。

  “最主要的还是廉政账户的规定会影响对受贿罪的认定，是与刑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相冲突的。”杨春福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表示赞同，“因为我国法律中并没有相关的免责条件，没有赦免贪污行为的相关法律条例。这样的矛盾，导致在惩治贪污腐败行为过程中存在一些困境。”

  “廉政账户是在黑箱操作，信息是不公开的，只有官员自己掌握是否向廉政账户打款的信息，其他人无法掌握向账户打款的具体人员，这实际上与我国一贯提倡的公开透明制度是不相符的。”庄德水进一步分析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廉政账户这项制度没有法律法规的根据。

  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琳副教授解释，比如在某一个领域里，本来很多贿赂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但此时却有一纸通报，用行政规定最后期限的方式“不再追究相关责任”，不仅引起法律和行政关系的混乱，也会让人们对“违法必究”的原则感到深深怀疑。

向治本转变

  贵州省最近撤销了“廉政账户”。对此，贵州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黄文胜给出的解释是，根据新修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违反有关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消费卡行为都是违纪行为，并表示，今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律不再设立“廉政账户”。

  黑龙江省是早年撤销廉政账户的省份，其省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撤销的原因是现行的法律没有廉政账户这一说。同时，中纪委等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严格管理廉政账户，防止发生管理上的漏洞及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而据媒体报道，中纪委相关领导人曾多次指示廉政账户“不要再搞”。而近期公布撤销廉政账户的省份，大多数在通知中有“按照中央纪委要求”的字样。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星也向媒体透露，几个月前，中纪委就在内部会议提出研究取消廉政账户一事。

  “十八大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是对腐败治理从治标向治本的理念转变，如果说，曾经设立廉政账户是为了治标，显然这一措施与现在的大方向是相反的。”杨春福谈到近期多省市纷纷撤销廉政账户这一制度时说。

  庄德水也认为，如今，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党风党纪的规范，特别是去年修订完善并开始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强从严治党。在这样的反腐高压下，要求我国所有官员要杜绝腐败现象，一旦出现腐败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坚决进行惩处。

  杨春福则表示，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无论是“主动受贿”还是“被动受贿”，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