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振伟：一位基层民警的8年反家暴之路

    从接触第一个家庭暴力悲剧至今，鲁振伟和无数个致力于反家暴实践、呼吁反家暴立法的人一样，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并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反家暴法》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而制定。

　　2015年年底，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山东庙派出所副所长鲁振伟很振奋——8年里他坚持的反家庭暴力之路，终于迎来了立法。

　　从接触第一个家庭暴力悲剧至今，鲁振伟和无数个致力于反家暴实践、呼吁反家暴立法的人一样，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对于《反家暴法》施行中的细节，如“人身保护令”，鲁振伟认为实施起来仍有难度，一些细节也需要不断实践探索。他认为，反家暴之路的下一个目标是“家暴入刑”，“《刑法》第260条有虐待罪，为什么不能在刑法中加入‘家庭暴力罪’？”

家暴非小事

一个家暴悲剧的触动

　　8年前，鲁振伟在沈阳滨河派出所当民警。那年8月的一天，他的同事处理了一起报警：外地来沈阳的两口子，妻子被丈夫打成“乌眼青”。民警出警并进行了口头劝解和训诫，两口子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没想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女子拎着斧子来到派出所自首，她趁丈夫熟睡，下了杀手……

　　“能走到一起多不容易，为什么要对丈夫下这样的狠手？”这个问题在鲁振伟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从该女子的邻居等处了解到，女子的丈夫嗜酒成性，酒后便对妻子打骂，女子压抑多年，无法忍受终于爆发。家庭矛盾最终变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从那时起，鲁振伟开始对家暴的危害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夫妻吵架，小打小闹是小事，但天长日久累积起来就可能演变为严重暴力犯罪，不但毁了家庭，也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与其严重了再处理，不如在轻微时解决掉，家暴不是小事。”鲁振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并开始注意积累家暴方面的案例、研究家暴特点，打算在工作中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2009年2月，全国首届警察反家庭暴力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鲁振伟参加了会议。“当时世界上对家暴立法的国家只有85个。”鲁振伟说，“打个比方，如盗窃犯罪，警方可以打击、提醒防范，基本能有效制止，但家暴投诉无门，当时中国没有适用法律，长期被压抑的一方极有可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法，既然没有适用的法律，只有自己捍卫自己。”

　　从这次研讨会回来，鲁振伟对家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家暴多发生在密闭家中，夫妻双方互相难以摆脱，暴力循环可能升级，同时也不易取证。“有反家暴立法的国家，对于家暴报警，警方会当场划分责任并采取措施，可以有效制止家暴并保护受害人，如果没有立法，想解决家暴就不那么容易了。”

无适用法律

三个办法治“家暴”

　　鲁振伟想出了第一个处理家暴的办法，并在出警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3月下旬的一个家暴报警，鲁振伟到场后拿出出警情况登记表让男子填写，男子当场额头冒汗。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想填，然后问‘我填了是不是算有前科了’。”鲁振伟说，“他认为打老婆是家事，警察也管不着。但我让他填表，说明我是来认真处理这件事的，不是管闲事。”

　　见男子压力不小，鲁振伟趁热打铁将男子训诫一番，并对夫妻俩进行劝解。不久后鲁振伟发现这样处理“治标不治本”，“经常是警察前脚走，后脚男的把女的又打一顿，甚至恐吓，女的连再次报警的勇气都没有了。”

　　针对这种反复家暴，鲁振伟拿出了第二个办法——回访。“不厌其烦，登门了解情况，防止循环家暴出现。”他说，多次回访的目的，就是让家暴的施暴一方认识到“警察不是管闲事，是正经管，还要管到底”。

　　在2009年至2012年间，鲁振伟又多次去北京参加反家暴研讨会。会上他把自己在基层工作中的做法和与会者分享，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明侠、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洪涛等学者认为，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鲁振伟的做法既能处理好家暴的失控场面，又能一定程度解决问题，有效阻止了家暴的恶性循环。

　　通过跟踪回访，鲁振伟发现绝大多数的家暴施暴者有不小的改观，但个别人还是动不动就挥起拳头。思考一段时间后，他拿出了第三个办法：建立家暴档案，收集证据，支持诉讼。

　　“有的家暴案例回访达20次之多，终于让男方认识到‘民警是为我好，为我的家庭好’。”鲁振伟说，从2009年起他开始为家暴案例建档，“我调到五里河派出所期间，有个家暴案例，我们建立了档案，后来发现男子有重婚罪嫌疑，经过调查发现确凿无误，反家暴的同时也打击了犯罪。”在五里河派出所工作期间，鲁振伟和同事对110个家暴案例建档，处置了近千个家暴事件。

联合社区建立

“隐性家暴档案”

　　8年来，鲁振伟不断学习，不断探索解决家暴的途径。“反家暴不是公安一家的事，需要多个部门、机构配合。”鲁振伟说，“能打110报警的都是显性案例，很多家暴受害者不敢声张，害怕招致更严重的暴力，也羞于暴露‘家丑’。”

　　鲁振伟在“5·25”和谐日、“11·25”国际反家暴日走进小区，向居民讲解反家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联合街道、社区建立“隐性家暴档案”，力图把家暴解决在萌芽状态。

　　“我曾接到过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这个男子说，他放心不下远在沈阳的父母。”鲁振伟细问之下才搞清楚，“他父亲经常打骂他母亲，他又不在父母身边，非常担心父母的关系越来越激化，自己工作也根本无法专心。”

　　男子的父母70多岁了，2009年从外地搬到沈阳居住。“从结婚开始男方就有家暴史，30多年了，一直打骂妻子，总计造成过6处骨折。”鲁振伟说，他刚开始介入时遭到男方的辱骂，“说警察多管闲事，打媳妇不是事儿。”

　　鲁振伟坚持每周上门回访，不久赶上春节，他拎着饺子去老两口家过年。“饺子煮好了，老太太哭了，说出了心底的想法，把我震惊了。”鲁振伟说，老太太说儿女已经成家，没什么可牵挂的，自己又常遭丈夫打骂，已经“活够了”。“老太太的打算是，如果不是民警上门回访，她当天就计划杀死丈夫！因为每年春节丈夫肯定会摔盘子摔碗，喝多了会把她暴打一顿。”

　　鲁振伟听着老太太的哭诉落了泪，老头听完也半晌说不出话。“老头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他当场发誓再也不打妻子，还写了戒酒保证书和不再家暴保证书。”鲁振伟说，从此之后老两口再没发生过家暴事件。全国妇联领导到沈阳调研时，还专门见了这老两口。

有法可依了

仍需实践去探索

　　8年时间在基层实践探索、对反家暴研讨关注并参与、呼吁反家暴立法，鲁振伟已然成为国内反家暴领域兼具实践和理论的专家。目前他是全国法学会会员、沈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

　　从2006年起，全国法学会、妇联等机构就反家暴呼吁人大立法，如今《反家暴法》来了，它有哪些亮点？哪些创新？哪些暂时难以操作？

　　在鲁振伟看来，《反家暴法》的第一个亮点是“强制报告制度”，也就是一些家暴受害人不敢报警，公职人员发现后不能隐瞒，应向相应部门反映，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让他欣慰的一点是，《反家暴法》提到了告诫制度，也就是对施暴者进行训诫，形成书面证据，乃至收集证据甚至建档，这都是对反家暴诉讼实践的有力支撑。

　　他觉得暂时难以实施的一点是“人身保护令”，但这也是他很称道的一点，“家暴受害者往往不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想躲躲不开，想走没钱走，甚至想回父母家都难以成行……而且家暴受害者往往有各种难处不便到亲人家暂住，有了人身保护令，可以更好地保护家暴受害者，它实质上是家暴受害者的庇护所。”

　　鲁振伟认为《反家暴法》的这一点让人兴奋，但眼下的实践操作中难以实施，“由哪个部门负责？是否要有专门场地？在软硬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推动妇联等和一些慈善基金合作，为家暴受害妇女提供短时间的食宿费用？这些都是需要探索的。”

下个目标是

“家庭暴力罪”入刑

　　从滨河派出所到五里河派出所，再到山东庙派出所，鲁振伟的身份从民警变成了副所长，具体负责的领域也从刑侦变为社区，但这期间他一直牵挂反家暴的立法乃至入刑。

　　“到山东庙派出所之后，赵海所长非常支持我的反家暴探索。”鲁振伟说，2015年他参与了《辽宁省反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的制定，他处理家暴的经验也从6个社区推广到沈河区的111个社区，这些社区都建立了“110反家暴投诉中心”，这让“民警是否该冲在反家暴第一线”不再有争论。

　　近年来，鲁振伟荣立二等功4次，三等功12次。2012年，他荣获“沈阳市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称号；同年他荣获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他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对于荣誉，鲁振伟看得很淡，“希望有更多人理解、重视、关心反家暴领域，互相交流研讨，把更多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更多地方。”

　　“《反家暴法》的立法有里程碑意义，是社会法治的进步，但在具体实施中任重道远。”鲁振伟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家庭暴力罪”入刑。“《刑法》第260条有虐待罪，为什么不能加入‘家庭暴力罪’？”鲁振伟说，“家庭暴力入刑”的意义将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