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被窃取的大学”买单？

  一旦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对于受害者来说，往往只能要求民事赔偿，但想要证明冒名顶替者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却并非易事。

  “媒体关注完就完了，生活终究要归于平淡，我不能一直活在事件的漩涡里，我要走出来，将明天的生活也准备好。”6月14日，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谈到时下的生活，王娜娜这样鼓励自己。

  过去的一段时间，33岁的王娜娜与高考话题一样，都是社会舆论的热点。但如果不是去年5月份向银行申请大额信用卡时被拒，她根本不知道13年前的真相：自己考上了大学，只不过有人替自己上了！

  2003年，在河南周口沈丘县第二高中复读一年后，王娜娜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却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继而外出打工，她的人生轨迹也悄然发生变化。如今，她在河南洛阳经营一家广告门店，有了自己的家庭，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过去的13年里，王娜娜一直对自己没能上大学抱有遗憾，“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为了供我读书都相继辍学了，考不上大学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结。”王娜娜回忆道。

  2009年，湖南邵东“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会对高考公平的讨论。王娜娜说，那时自己也有想过，自己的大学是不是也被别人上了，但这种念头只在大脑里一闪而过，“当时觉得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也没有深究。”

  令王娜娜想不到的是，自己偏偏就成了“河南版的罗彩霞”。面对自己被盗窃的大学梦，她始终无法释怀，原本平静的生活也开始跟着乱了套。

  她曾想象，冒名顶替自己上大学的女孩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一度考虑是否去打扰她的生活，“我的心情很复杂，但这是我的梦想啊，真相是什么，我也不能当做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啊！”

  为了寻找真相，讨一个说法，在奔波大半年无果后，今年2月份，王娜娜选择了向媒体求助。经过媒体多次报道，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了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

  4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详细调查结果：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3人涉嫌违法已移交司法机关。

  自此，这一事件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王娜娜的维权之路也看似戛然而止。

  如今，王娜娜正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从事件的漩涡中走出来，但她又时而茫然，“很多人告诉我，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事情真的就只能是这样了？”

  “但不管结果如何，我这13年错位的人生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娜娜叹息道。

被盗窃的通知书

　　“我一直把我的高考准考证、结婚证和孩子的准生证放在一起。”

　　每次接受记者采访，王娜娜都会出示曾经参加高考的准考证，这两张陈旧褶皱的纸片见证了她参加高考的艰难历程。

　　2003年，对于王娜娜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她一边要顶着复读的压力，一边又检查出了自己患有甲亢病。

　　在高考分数线公布后，王娜娜觉得自己成绩还不是很理想，就报了高职高专二批四个学校，其中一个就是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最后她的分数线比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出了59分。但是那一年夏天，一直在家等待结果的她，却并没有等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的一纸录取通知书。

　　去年5月份，申请信用卡受阻后，在别人的提醒下，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发现，自己的信息出现在上面，除了照片外，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都是她的，“我当时崩溃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发现自己上大学的机会被人顶替后，王娜娜称自己从洛阳往周口跑了8次，找顶替者，找学校，找教育局，没有结果，“当时就希望能把顶替者的学历注销掉，这样我就能办信用卡和小额贷款，至少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迫于无奈，王娜娜决定向媒体寻求帮助，媒体报道后，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周口市政府先后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并确认王娜娜被顶替上大学事件属实。

　　据4月29日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原来，2003年，在周口市商水县第二高级中学就读的张莹莹高考落榜，她的父亲张合停托他的妻侄王子胜帮忙给她找学校上。王子胜找到朋友——现任沈丘县第二高中党总支副书记胡筱林帮忙，当时胡筱林在沈丘县二高教务处工作，负责高考报名、考生档案整理、考生通知书发放和保管。

　　胡筱林发现了王娜娜未被领取的录取通知书，继而将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张合停。

　　张合停、王子胜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继续制作了王娜娜的假准考证、假身份证，从沈丘县高招办领走王娜娜高考档案材料，同时制作了带有张莹莹扫描照片、加盖假印章的考生报名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张莹莹比照王娜娜档案内容填好高中毕业生登记表后，重新密封。

　　2003年9月9日上午，张合停和张莹莹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报到，张莹莹在新生报到处递交了录取通知书，填写新生信息，张合停递交了学籍档案。上学期间，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未对张莹莹入学资格进行复查。

　　2004年5月10日，张合停到原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纺织路派出所，以张莹莹户口与学籍档案姓名不一致为由，申请将其女“张莹莹”的姓名随其母姓变更为“王娜娜”。

　　一张被盗取的录取通知书由此改变了两女孩的命运，毕业后的张莹莹以王娜娜名字通过考试取得《教师资格证》，并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随后在周口的一所初中任教。

　　事件发生后不久，假“王娜娜”就被注销学历，也失去了教师工作。

层层关卡的失守

　　调查并不顺利。在3月19日，河南“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学”事件联合调查组对外公布调查结论中称：事件属实，9名责任人被处分。处分原因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未履职尽责，甚至严重失职”。

　　但在这份调查中对受处分者的详情并没有公布，而王娜娜本人以及公众所关心的顶替者是如何冲破层层关卡，顺利冒名顶替完成学业的信息，被“顶替事件属实，9名责任人被处分”一笔带过。

　　当时调查组表示，顶替一事的经办人已于11年前，也就是2005年去世，无法了解他具体通过谁，又是如何操作顶替的。同时，王娜娜的母校当时并没有对录取通知书登记造册，通知书有没有寄到学校也不得而知，因此线索中断。

　　原来，据假“王娜娜”的父亲张合停的最初说法是，他是通过一个中介获得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的，而后来，接受调查组调查时，张合停又称是通过假“王娜娜”，也就是张莹莹的舅舅来一手操办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情，而张莹莹的舅舅已于2005年病逝。因此调查线索一度中断。

　　但是这种说法还是引起公众的质疑。在舆论的压力下，调查组继续调查张合停的外围亲戚发现，在张合停的亲戚中，只有一位在中国银行周口分行工作的负责人，也就是上述提到的王子胜，调查组通过对张合停做思想工作，张合停最后承认是通过王子胜的关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王子胜再通过当时在沈丘县二高教务处工作的胡筱林拿到了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当时通知书差不多都领走了，剩下的不多，并没有姓张的，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没人来领，就把通知书给王子胜了。”胡筱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有人猜测，之所以选中了王娜娜，是因为张莹莹的母亲也姓王，而在没有找到张姓的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下，王姓方便日后改名。

　　这是冒名顶替冲破的第一关，而后由于把关不严，张合停将王娜娜的个人学籍档案也领取了出来。而周口市职业技术学院在学生信息审查的过程中也没有认真审查，让张莹莹能够顺利以王娜娜的名义就读。

　　据周口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2003年，周口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计划是1600人，实际录取人数是1438人，而实际报到人数只有660人，报到率不到46%，“在我们职业技术学院当时的一个层面来说，不会认为有人冒名顶替来职业技术学院上学，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认识，导致对前来报到学生的审核放松。如果认真审查的话应该能够审查出来。”

　　而对于张莹莹在派出所顺利更名成为“王娜娜”，当事派出所也承认因为审核把关不严。

　　从此，张莹莹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王娜娜”的名字。

　　2006年，张莹莹大学毕业，按照规定，需要将个人学籍信息输入到教育部学信网，如果这个时候有认证身份比对核实，张莹莹也不能顺利毕业，但由于没有拿身份证进行信息采集，张莹莹在这一关也过了。

谁来买单？

  王娜娜并不是第一个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学生，在此之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现象屡见报端，而这些事件，情形各不一样，有在权力运作下顶替的，有双方默许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育法执行主任、副教授姚金菊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冒名顶替事件情况不一，因此维权途径也不一样，对于受害者来说，一般都是走民事赔偿。“冒名者的行为肯定构成侵权行为，甚至构成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为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济、损害赔偿的范围怎样界定，这些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另外，在冒名顶替案件中，损害赔偿往往属精神损害赔偿，核算金钱较为困难。姚金菊表示，想要证明冒名顶替者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并非易事。她举例说，一名学生考上了A大学，但录取通知书被人冒领了，第二年只考上相对较差的B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不满意的单位。   

  “你要证明现在的不好处境都是由冒领者造成的，恐怕很难，因为这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往往过于遥远。”姚金菊认为，公民的教育权往往和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不一样了，“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上大学，有些是上大学的机会被盗取，而上大学并不能证明就能找到好工作，获得更好的收入，要求赔偿时，往往要求受害者去证明自己利益因此受到损害，这也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

  而对于一些冒名顶替上大学私下协商解决的案件，姚金菊表示，这种情况，对于当事人来说，他的利益是得到满足了，但是公共利益、社会诚信是被牺牲了的。

  姚金菊建议，杜绝这类事件发生还是需要从个人、学校的角度出发。从个人层面要提高个人对自己学籍档案保护的意识。从学校层面来说，这些被冒名顶替的案件中的一个共性，就是学校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也就是极小的某个人都有可能把冒名顶替的事做下来，从这方面来说，学校内部的管理是有问题的。“比如录取通知书送达制度不规范，都是学校代收代签，没有本人签字。”

  而在这些冒名顶替案件中，高中又是一个主要的环节，高校则往往是被裹挟进来的，因此高校要严把复查关。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认为，从高考到招生这个链条是很脆弱的。“如果一个环节能够打通，后面的环节就可以层层打通。”熊丙奇说，现在学生拿到一个通知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无论你是不是顶替的，以前成绩和能力如何，都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身份的转变，进而完成命运的转变。这种现状，使得众多没有能力考取大学或者好大学的人，走上了作弊、顶替、冒名的道路。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静村分析，屡屡出现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实际上，招生办、学校、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关键关口，如果仅是行政处罚很难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