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高考减招”

  专家认为，高考“减招”风波背后，是政策出台缺乏与民众互动沟通，导致对政策的误读。而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敏感，则是直接原因。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简称方案）》在江苏、湖北、河北等地掀起波澜，多地群众前往政府部门集体表达诉求，并质疑政府的调控行为。

  这份高考招生指标调控方案显示，江苏、湖北等12个省份将向中西部10个省份调出16万个生源计划。其中又以湖北、江苏调出指标最多，分别调出4万个和3.8万个。

  人们普遍把高考招生指标调控看作是“切蛋糕”，认为这将导致本省的招生名额减少，“把招生指标给别的省份了，就等于把孩子上大学的机会给了别人。”江苏市民何雷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5月11日，何雷跟随人群前往江苏省政府门口高喊“教育公平”，并在微博上通过图片“直播”现场情况。

  湖北市民方文军，在5月13日看到微信群里类似“湖北的粮、水、电都调走了，现在连孩子上学的希望也要调走了”的信息后，也加入了前往当地教育部门表达诉求的人群。

  而在这场“减招”风波中，许多学生家长同何雷、方文军一样，对“减招”表达了自己朴素的理解，“指标调走后，孩子高考更加难了。”对于“减招”背后复杂的高考指标调配机制，他们却并不了解。

  多位专家则表示，政策出台缺乏与民众的互动沟通，调控指标的依据缺乏说服力，导致对政策的误读。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敏感，则是导致出现“减招”风波的重要原因。

“减招”真相

  “减招”风波发生后，江苏、湖北教育厅第一时间回应公众质疑，“指标调出将不会影响本省高考录取率，并保证省内高校不缩减招生计划。”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华看来，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有点儿意外，但他表示可以理解。

  郭华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分省配额招生”是政府主导下大学招生的一种方式，每年的高考之前，各高校在国家批准的年度招生规模内制定自己的招生计划，然后汇报教育部，教育部再统一分送到各省。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会综合各方面情况，对教育落后地区实行“补偿性”政策支持，即通过政策倾斜性调控高考招生指标，将高等教育资源发达地区的招生名额，调控给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地区。

  东部支持西部，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在国家平衡东西部发展过程中，这些政策在我国显得极为平常，“这是由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造成的，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但涉及教育却让人们感到焦虑，“高考是调节我国人才流通的关键通道，涉及教育公平，在整体教育公平没有得到很好保证的情况下，人们对此自然会格外敏感，但自媒体在当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郭华在解读方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一些地区民众反弹的原因时说。

  “这种调控指标方案一直都有，只是今年才公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因为以往一直被认为调控有暗箱操作，今年国家将调控计划结果公开了。

  郭华注意到，这一项计划早在2008年就开始实施了，之后逐年扩大。当时的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即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到2014年时，协作计划达20万人。

  “去年，还增加了一个农村专项计划，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每个学校拿出招生计划的2%，定向到相关贫困地区、县及以下的中学去招生。”郭华说。

  除此之外，增加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招生指标一直是指标调控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部属高校作为重点院校在所在地降低招生比例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些部属高校以在经济发达地区为主。

  此前，在招生过程中，各地方中央部属院校对所在地生源都会给予倾斜，在2000年前后，部属高校在所在地招生的平均比例达到43%，“地方化”趋势严重。

  此后几年，教育部要求中央部属高校降低属地招生比例。如在2008年，就要求将这一比例控制在30%以内；2009年实施的“中央部门高校区域协调计划”，则要求中央部属高校继续降低所在地招生计划比例。

  教育部要求，新增的及从所在地调出的招生指标，一律投向中西部等高教资源更稀缺的生源大省。2011年，部属高校在所在地招生的平均比例降至25%。

  对于方案中提到的调控，教育部在回应公众的质疑时表示，指标调出省份，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

  其实，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各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如2013到2015年，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0%。

  储朝晖也告诉记者，这12个调出省份有一个共性特点，即高校比较多，但本省的生源不够，过去历年都需要进行跨省招生，否则要么生源不够，要么生源质量不好，所以在外省招生是必然现象。而今年公布的调控数据实际上也延续了过去的调控状况。

生源难题

  在郭华看来，在现有的高校招生体制下，高考招生指标调出省份其实还面临着招生难的压力，这导致地方高校努力争取更多的招生计划。

  但现实情况是，高考参加人数在逐年降低。“学校招不到学生，直接会影响学校的生存。”郭华说。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的高考报名人数与2008年相比，已经减少了100多万。

  而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和1997年相比，目前全国在校中小学生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1997年，全国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人数是2500万人，2004年这个数字是1700万人左右，2014年大概是1600多万。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14年，小学新生人数均没有增加，并且相比1997年整体减少了800万。

  “这意味着2016年以后的10年，高考报名人数不会有很大的增长。”郭华说。

  据公开数据显示，湖北和江苏两省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均出现下降，分别较上年减少7000人和3.25万人。

  而此次江苏调出的指标中，仅有9000个指标为本科，2.9万个指标则为专科。

  在这次“减招”风波中，家长们更是对本属于省内的本科指标调出表示质疑，郭华表示，“家长都希望以二本的成绩上一本，但是学校可不这么想，他们要考虑生源的质量。”

  而在这次12个指标调出的省份中，江苏的高校最多，有162所，排名全国第一，其中有10所部属高校；湖北有123所高校，排名全国第六，其中有8所部属高校。属于教育资源丰富、高考压力较低的省份。

  需要关注的是，在生源减少的大背景下，专科报考意愿低、民办高校收费高等因素，令部分高校的生源危机“雪上加霜”。

  “部分省份的三本和专科的报到率很低，甚至包括一些一本和二本的院校，大量考生都不去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记者。

  近年来，高职院校生源不足的现象逐渐显露出来，公开资料显示，一般院校的报到率都在90%左右，个别院校的报到率甚至在70%以下。

  “去年我省有2万多的专科计划没有完成，很多考生不愿意去读专科，有些专科学校一年只招收了200多名学生，怎么办？只能跨省从高校少的中西部地区招收学生。”湖北教育厅发展规划处相关人员表示。记者了解到，湖北省内民办院校也正面临在省内招不满的情况。

  另一种现象也是导致招生不足的原因。2012年河南高考的理论录取率可以达86%，但最终实际的录取率是70%多，大约减少了10%。因为有大量被录取的考生，最后没有选择上大学。2012年河南的招生计划是69万人，但最后大约只完成了55万人，有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

  作为曾经是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最低的地区，近年来，河南已连续3年未完成高招计划，2012年有超过14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2013年有7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2014年也有近7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

  而湖北、河北等省份在2016年更是直接取消第三批本科专业录取计划，直接将二本、三本合并。

公平之争

  高考招生指标调控，本质是“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但为何这一政策会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应？

  江苏的一位学生家长调侃称，“在西藏买房投资，让孩子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去西部地区参加考试。”

  现实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被人们称为“高考移民”。

  32岁的卓玛是青海西宁人，她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班上就有“高考移民”，在西宁人眼里，他们是“回宁生”。这些人长期在内地接受教育，高中阶段到西宁上学，“我们班上的成绩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每次考试都比我们高出好几十分。”卓玛回忆道。

  在新疆，近5年就查处高考移民6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取消在新疆参加高考资格、高考成绩和录取资格。

  有人甚至因此担心，“补偿性”政策会让一些人钻空子，继而将压力转移给指标调出省份的社会底层民众。

  但郭华表示，一些中产家庭的孩子在政策的漏洞下，进行“高考移民”，但只是特例而已。不应因特例而否定补偿性政策，它还是可以解决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大多数落后地区在国家发展中是做出了贡献的，而后又被国家发展落下，进行事后反哺是应该的。”

  储朝晖对此认为，高校招生指标向贫困地区倾斜是在现有招生体制下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各地指标的增减考虑到各地高校生源余缺及基础教育发展状态，实质上是为了不同地区居民获得更加均等的教育机会，从过去几年实施情况看，总体效果是积极的。

  储朝晖认为，这主要是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他建议建立以学生成长发展为本的自主、专业、公正、透明的高考招生制度。

  郭华则认为，今天的教育体制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不能站在一个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上喊教育公平。”对于招生计划指标的调控，他认为，根本方法是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对教育资源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因为基础教育的差距，贫困落后的偏远地区的孩子早已经被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