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被划脸农妇:屡遭家暴,看不到希望

  河南邓州农妇脸部被划伤事件目前还无最终定论,而受害者此前连续3年遭遇了丈夫的家庭暴力……

 

  遭遇家庭暴力3年多后,40岁的河南邓州农妇景小樱仍难离婚。她原本想通过妥协,让丈夫丁强回心转意,可几个月前,自己的脸部还是被人划了数十刀。

  划伤景小樱的行动,丁强没有直接参与。2016229日,丁的情人王琳带着十几人冲到景家,一顿殴打后,景的脸上鲜血直流,道道伤痕,至今未消。47日,邓州公安官方微博称:“要在3个月以后看是否造成毁容。”

  而这次“毁容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201310月,丁强在与景小樱婚姻存续期间结识了王琳,两人发展成情人后长期同居,生下一女。期间,丁强除频频对景实施身体暴力外,精神暴力更让她几度崩溃。

  今年47日,邓州警方以丁强涉嫌重婚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但十几天后,他被放了出来。“公安说重婚证据不足,生的孩子算不算证据?”原本软弱的景小樱,现在想尽力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最后尊严。

  多个信源称,丁强目前又被警方带走。

  

划脸之后又遭家暴

  

  “刺啦刺啦”的声音,加上明晃晃的反光,景小樱没看清是什么物体在她脸上划了数十下,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谩骂声,她蜷缩在自家门前,被王琳等人殴打近半个小时,16岁的女儿上前解围时,同样遭到围攻。

  景小樱无法解救女儿,她只能不停地惨叫。

  凄厉的喊声引起邻居的注意,看到眼前惨状,愤怒的乡亲们抓住王琳一阵暴打。有群众报警后,邓州市九龙乡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王琳一行人带走。

  景小樱和女儿住到了镇上的医院,她的弟弟景小龙等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多名群众称:“小景的脸是被刀子划伤的。”

  而邓州公安调查结果是:“今年229日,景某与王某等人发生殴斗,双方面部互有抓伤(无证据显示景某的面部被刀划伤),经法医鉴定二人伤情均暂定为轻微伤。”

  随后,警方暂时将景小樱和王琳等人的殴斗作为治安案件进行查处。“以上二人面部伤情将在案发3个月后予以认定,警方将依据鉴定结果确定案件性质。”47日,邓州公安发布官方微博称。

  事发后,景小樱的丈夫丁强说当天之事与其无关,可景却不认可该说法,因为在她被划伤前一个小时,看到了丈夫和王琳在一起,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后,王琳才带人打的她。

  “我丈夫肯定知道,而且我刚被打完,他就出现在现场。”按照景小樱描述,丁强没对她进行安抚,“反而有点向着打我的人。”

  景小樱透露说,近几年,丈夫对她的暴力一直没有停止,此前她均选择了忍让。但这次脸部被划伤后,景小樱鼓足勇气站出来维权,她说:“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这个举动太难了。”

  雄心勃勃的景小樱,原本以为维权会很简单,可她想了很多办法后,发现没有什么实质进展。无奈,她将这些遭遇发到微信朋友圈。没想到,这条消息在其他网络社交平台迅速扩散。

  几天后,丁强找到景小樱,称她这种行为系诬告,没等解释,丁强开始殴打景小樱,“他把我打倒后,用脚踩住头发继续打,后来又骑到身上打,不是女儿及时拉开,我受伤更严重。”

  即便如此,她的胳膊和腿还是受了伤。景小樱称,被丈夫殴打时,自己已不想反抗,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被打,所有反抗都是徒劳。

  事后,她默默将被打伤部位拍下了照片,照片显示,她的两个膝盖乌黑发青,“胳膊至今隐隐作痛。”景小樱向记者表述。

  这次受伤,景小樱毅然选择了报警,在以前,她是不会这样做的。

  “警察过来后,说让我们协调一下就可以了,在他们看来,夫妻双方打架很正常,尤其在农村,谁会天天公开说被老公打了!”景小樱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以前觉得这些家事让别人知道,老丢人。”

  于是,这个农村妇女,一直选择忍让,她的“软弱”既出于农村传统观念的守护,也试图挽回摇摇欲坠的家庭。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家庭不散,我怎么样都可以。”景小樱表示,这几年她遭遇的家暴,早已突破了心理防线,“可我一个农村妇女能怎么样?就像现在,我控告丈夫的行为,被很多人看成精神病。”

  

自杀未遂

  

  从2013年开始,景小樱就发现丈夫出问题了,但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们此前在杭州打工,2013年初回到了邓州。”景小樱告诉记者,回到老家后丁强和他的一些朋友合伙承包建筑工地。

  20133月的一天,因为孩子上学迟到,丁强开始对她骂骂咧咧:“你天天在家带孩子都带不好,真是没用!”景小樱想辩解几句,却遭到了丈夫暴打。

  “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打了。”景小樱说,“一次比一次严重,例如说我做饭不好吃、怀疑和哪个男人走得近……这些都是要挨打的理由,过后又会再三赔礼道歉。”丈夫的喜怒无常,让她感到生气、费解,甚至绝望。

  “他也不天天回家,回家后就是谩骂和殴打。”景小樱不敢向任何人提及这些,后来她用一把刮胡刀割开了自己手腕上的血管,“我真受不了了,觉得只有死才能解脱。”如果不是被送到医院抢救及时,她可能等不到今天。

  至今,景小樱手腕上那道疤痕还格外明显。她以自杀对抗家暴后,认为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没想到会是变本加厉。

  “拿拳头打都是轻的,有时还拿腰带往头上抽。”景小樱说,家暴时,丈夫毫不避讳子女在场,“有一次,我儿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再打我妈,我就跳楼了。”这种“威胁”也没起到作用。

  那几年,景小樱被打伤后,根本不知该向哪里求助,如今,她也仅仅听别人说有一部反家庭暴力法,具体内容,还是一无所知。

  另外,她目前所谓的维权之路,也仅限于在政府门口等待,希望碰到个能管事的领导。

  “我现在主要反映丈夫重婚罪问题,以及那天脸被划伤的事情。”景小樱说,她之所以没提及家暴,是因为此前无证据意识,“没证据,人家会信?”

  值得一提的是,景小樱的亲戚以及邻居,向记者讲述了她常被家暴的事情。

  景小樱没想到,有证据的事情办起来也没那么顺利。她说,丈夫涉嫌重婚罪的问题,自己手里拿着一大堆证据,“中间不还是被放出来了几天?”

  丁强出来后不久,曾给景小樱打过一个电话,在景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丁强表达的意思是,自己被放出来非常不易。

  

精神创伤

  

  相比于身体伤害,景小樱最不能接受的是精神创伤。

  每次挨打,她都会想到过往。1999年年初,从未谈过恋爱的景小樱,经人介绍认识了家境贫寒的丁强。

  起初,她是不想接受丁强的,但丁强几乎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还隔三差五写情书,有时会折千纸鹤当做礼物。时间久了,她接纳了他。

  结婚前几年,两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次女儿感冒,总共九毛钱的药品,景小樱也付不起,只能红着脸对医生说:“我忘拿钱了。”

  还有一次,她带孩子回到娘家,母亲给了外孙女5块钱,景小樱却舍不得花,在兜里装了一个多月。

  那时,日子虽然贫寒,但丁强常常告诉景小樱:“遇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一定好好干,让咱们家的日子好起来。”

  此后数年,在二人努力下,他们先买了价值三四十万的卡车,又在邓州老家盖起3层别墅,还花19万购置了轿车。可随着生活好起来后,景小樱发现丈夫变了。尤其是2013年他们从杭州回到邓州后。

  2014年正月初五时,景小樱甚至收到丈夫发来的短信:“要离开家出去几个月,你把两个孩子照顾好!”

  景小樱赶忙给丁强打电话,却已显示关机,为了持家,景只能去广东打工,此后几个月,她尝试多种方法寻找丈夫,均无下落。

  直到20148月中旬,景小樱再次试着给丈夫打电话时,电话那头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和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女人便是王琳。

  王琳告诉景小樱:“我实话告诉你吧,丁强现在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才是名正言顺的一家人,并且还有孩子,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赶快挪位置吧!”同时,景小樱还得知,丈夫与王琳一直在浙江生活。

  那一刻,景小樱的精神一下垮了。而后,她从亲戚口中也确认了丈夫出轨的消息。事情暴露后,丁强索性从浙江回来,当着自己子女的面,和王琳以及新出生的女儿住在了老家宅子里。

  当景小樱从广东赶回邓州时,丁强先用谎言为自己开脱,后来又发展成谩骂。

  20158月份,王琳加了景小樱的微信,给其发送了丁、王的合影,其中有不少露骨画面。“比起身体上的痛,这种侵犯我人格尊严的事情,更难以接受。”景小樱称。

  她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丁强,丁却说:“没事找事,气死活该。”

  巨大精神压力之下,景小樱终于提出离婚,她觉得这个家庭已无法维系下去,丁强却说:“离婚?想得美!这么多年我辛苦在外打拼,你还想分我家产?门都没有!”

  无奈,她通过多方咨询后决定起诉离婚,可诉状刚刚写好,还没向法院提交时,便出现了前述脸部被划伤之事。

  另外,景小樱更不知道,丈夫对她的精神伤害,也已可能涉嫌违法。

  今年31日,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423日,记者还未就此事采访丁强与王琳时,突然遭遇不明身份人员围攻与追踪,采访被迫终止。邓州市公安局局长也未接听记者电话。

看不到希望

  

  实际上,像景小樱式的悲剧,在现阶段农村时有发生,权威数据称“农村遭受家暴女性是城市女性的两倍多”,方式主要有语言辱骂、恐吓、殴打,以及控制女方日常行为等。

  有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涉及的家暴行为在司法审理中,会遇到诸多问题,难举证、难认定、难赔偿等,比比皆是。

  即便遭遇家暴的农村妇女有维权意识,后期提供的也多为自己一方口述的“孤证”,法官很难认定是家庭暴力。而婚姻存续期间,女方以家暴为由诉求损害赔偿的,法院一般也不会支持。

  景小樱说,自己是幸运的,只遭受了3年多家暴,她在网上也关注过其他农村妇女被长期家暴的事情,并感慨:“女人真不容易。”

  不久前,甘肃陇西县通安驿镇的祁丽丽再次被丈夫殴打后,也准备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她被家暴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

  8年来,祁丽丽挨了多少次打,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而且说打就打,从来不问原因。”目前,她已有了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一谈丈夫时,脸上总是充满恐惧。

  兰州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慧明曾就此做过一次调查,称:“事实上,生活在农村,像祁这样常年忍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为数不少,越是落后的地区,家庭暴力发生的概率越高。” 

  不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也认可这一说法,并呼吁反家暴普法,农村应该是主战场。还有个问题是,作为几乎没法律意识的农村妇女,有的在长期遭遇家暴后,还会选择极端方式。

  例如,四川泸州市合江县团结村的许芳遭遇丈夫近20年的虐待,既没还过手,也没向外界求助过,最后,直接掐死丈夫。虽然包括死者家人在内,多名村民联名签字为许求情,但她毕竟已经触犯法律。而这种方式,还是极少数。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最常见的四类反应是:不理睬丈夫、到没人的地方去、自己躺着不吃不喝以及不跟任何人讲。

  有这些行为的妇女分别占42.3%40.2%35.5%22.3%,只有0.7%的妇女会选择报警,1%的妇女会去法院,6%的妇女知道找妇联和村委会。

  还需要反思的是,妇女遭遇家暴后,给子女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如何弥补?眼下,景小樱未上完初中的女儿已辍学在家,她现在变得沉默寡言,“儿子的成绩也越来越差。”景小樱说,对于未来,她看不到任何希望。

  (文中除刘慧明外,其余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