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困境

  大多数农村空巢老人都会选择居家养老，为常年在外的子女守住一个家。而步至晚年，他们又往往面临疾病缠身、经济拮据以及基层医疗设施不足等多重困境。

　　“我还不想死，死了两个孙儿就没人照顾了。”

　　在家照顾一个5岁和一个11岁的孙子，年近70岁的刘金山对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老师吴淑凤说。

　　吴淑凤是上海财经大学发起的“千村调查”项目组组员。

　　除此之外，多年来刘金山还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个距离湖北荆州市不到100公里的村庄，刘金山在长孙出事后感觉自己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更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长孙因为抢劫被判无期徒刑了。”这是吴淑凤后来才得知的。刘金山有3个孙子，两年前，当时19岁的孙子因为抢劫罪而被判无期徒刑。那是他大儿子的独生子，从小就和他生活在一起。 

  跟吴淑凤说起这事时，刘金山把声音压得很低，一直支支吾吾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但因为另外一个儿子也常年在外打工，他又不得不继续担负起帮儿子照顾孩子的责任，在他心里，这两个孩子不能再出事了。

  “对很多农村的老人来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他们要么从事着繁重的农事劳动，要么就是帮子女照顾下一代。”吴淑凤说。

  2014年8月份，吴淑凤带领团队在湖北公安县孟家溪镇金岗村、永新村两个村子进行农村老人养老情况的调查，疾病困扰、繁重的农活、帮子女养育下一代、单调的精神生活……这是她看到大多数农村6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状态。

  记者获悉，“千村调查”项目组从2008年开始启动，至今该项目已开展了7个年头。2014年调查项目以“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现状调查”为主题，组织3000人，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0421名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访谈，历时一年多，描绘了一幅“农村老人养老现状”图像。

无法“退休”的农村老人

　　刘金山的遭遇，是许多农村老人面临的困惑。他们需要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巨大时代冲击下，他们又不知如何做好隔代教育的工作。

　　“他们（留守儿童）有的经常玩手机、上网、打游戏，老人已经无法理解现在孩子在想什么了，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教育。”一位参与调查的队员说。

  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将近6000万的留守儿童中，相当一部分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上海财经大学教师严静峰带队前往贵州册亨县调查发现，当地基本没有工业，耕地面积也非常少，整个县城也仅仅是在山间一小块平地建起来的。当地的青壮年基本上都是在外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在家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拿到国家养老金为55元，但下地劳作和照顾孙子仍是老人的主要工作。

  当地老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老人对生活容易满足。这里，“留守儿童”成了村子里的主要群体。“很多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学习，经常跑出去上网、骑摩托车玩。父母在外面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平时没人教育关爱他们。”

  吴淑凤称，到达湖北金岗村和永新村时，这里的农村环境比她想象中的要好。207国道横穿村庄而过，距离火车站也只是50多公里。当地盛产红提葡萄，成规模的农业产业让这两个村庄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

  “这两个村子整体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当地还有千万富翁。”但吴淑凤发现，即使这样，这里的村子依然摆脱不了“空心”的状态，“在村里很少看到年轻人，在地里劳作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土地大多是承包给了当地或者外地来的种植大户，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了。”一位老人告诉吴淑凤。

　　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吴淑凤带领团队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调查访谈。

　　永新村70岁的刘贵一个人揽下了家里的农活。他大儿子因为患上了血吸虫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儿子在一次车祸中意外去世，老伴手臂因为劳累过度无法再弯曲，无法继续从事农活劳动，刘贵只能用年迈的身躯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刘长喜带队到河南鹿邑县的两个村子进行调查，发现这里60岁以上的老人同样从事着各种劳动。

    村干部事先已经知道刘长喜调查团队需要找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调查访谈，于是直接把他们带到村子里的一间烟叶厂里去，“很多老人都在那里工作，一天工钱是20块钱。”

    “我们对全国各地1万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调查出的数据显示，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比如继续从事农业劳动、打零工等。几乎所有老人都仍然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刘长喜说。

疾病困扰的老年时光

    79岁的李宜春是湖北公安县金岗村的一位特殊村民，她没有宅基地，没有自留地也没有承包田，一个人住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家具的家里。她有一个儿子，是收养的，但并不住在一起。

    前些年，李宜春身体尚且健康的时候，一直以捡破烂维持生计，如今得了白内障，看不见东西后再无法从事捡破烂的活儿，一年只靠政府900元的补助生活。

    当陌生人和她交流，能明显感觉到她的不安、紧张和抱怨。身上多重疾病的她，曾多次尝试去医院检查，检查费用花了不少，然而始终没有能力买药和做手术。

    虽然儿子就住在附近，但很少和她来往，也没有给她生活上的资助，但李宜春并不觉得儿子不孝顺，她知道儿子生活也不宽裕。她说，自己能够理解儿子。

    吴淑凤了解到，李宜春有过自杀的经历，自杀的时候将自己近4万元的积蓄交给了儿子，后来所幸被抢救过来。

    对于年逾70岁的王才菊来说，疾病缠绕更是一直折磨着她。她和老伴育有一儿一女，女儿远嫁，儿子在广州打工。她与老伴和两个正在读书的孙子一起生活，他们靠自己耕种田地以及子女给的为数不多的生活费过活。

    如今的王才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和风湿、关节炎等，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全身酸痛难忍，甚至连洗澡都会加重她的痛苦。

    但即使这样，她还时常担心地里的收成，也为自己生病不能下地干活而苦恼叹息，更为医药费发愁。

    虽然新农村合作医疗为老人解决了一部分医疗费，但是对于病情比较严重而且治疗周期比较长（比如糖尿病）的疾病，高额的医药费还是许多农村家庭的巨大负担。

    “在农村，新农合只有住院才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医药费，在村里的卫生所看病或者买药是不给报销的。”吴淑凤介绍道。

    《2014年中国农村养老现状报告》显示，近50%的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天都处于一种服药的状态中。报告称，27.4%的老人每天都要吃几种药，21.5%的老人每天吃一种药，20.3%的老人不定期要吃药。不吃药的老人仅占30.8%。

    另外，就医难也是不少地方老人面临的问题。

    在重庆市巫山县官阳镇大山深处，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病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

    《2014年中国农村养老现状报告》也指出，19.5%的老人自行看病有困难。报告还显示基层医疗设施也只能满足一般小疾病的治疗。

“养儿防老”观念现实之困

    “千村调查”项目组姚黎明带队前往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西潘楼镇调查发现，当地老人习惯“靠儿养老”，因此老人在儿子成家后基本“一无所有”，甚至被啃老。 

    据西潘楼镇一副镇长介绍，该镇的养老模式主要是反哺式家庭养老，新农合参保率不高，农民普遍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老年人晚年基本没有储蓄，没钱的原因主要是儿子结婚彩礼钱加酒席钱要10万元左右，盖房子需要30万元左右，而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家种地加做小买卖和外出打工，老人在儿子成家后基本上就没有了储蓄。

    因此，当地老人生活条件不尽相同，有些老人住楼房，自己独居（一般是双女户）或者与子女同住，通常为上下两层，面积为200平方米左右，而有些老人居住条件较差。“这是由于老人毕生的积蓄都交给了儿子或者花在给儿子盖房、娶妻上，基本没有能力重建、新建房子，儿子则因土地不归个人所有等原因不愿投资给老人盖房，致使老人的居住面积、居住环境极不理想。”

    前往广东吴川市农村调查的徐伟则发现，传统的思想观念束缚对于农村养老模式进步有很大的阻碍。

    在他们调查的120 位老人中没有人明确表示愿意到公办的养老机构养老，并且提及这一问题，大部分老人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心理。

    “细问原因才知，进养老院养老在当地人看来是一件极丢人的事情，会使子女蒙羞，也使自己的颜面无光。”徐伟说，如此一来，镇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的养老院受到冷遇，入住率不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资源浪费。同时这样的社会观念和舆论也使得部分确实需要进养老院养老的生活困难的老人，不好意思也不愿进入养老院养老。

    调查显示，一些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的生活来源是自己农作和儿女的救济，其中，68.4%的农村老人依靠子女经济支持。

    “这样也导致传统养老方式存在家庭养老负担偏重、居家养老条件简陋不足的问题。”徐伟说。

养老何处去

     魏南海是这次“千村调查”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带领调查团队前往山西平顺县奥治村，发现之前空巢老人的活跃之地——老年人活动服务中心，已经鲜见空巢老人的身影。

    “服务中心没人管了，之前是有专门的人管理的。”魏南海了解到，之前这个老年人活动服务中心专门为空巢老人提供伙食，一餐一两块钱，即使这样，老人们还是舍不得去那吃饭。

    “之前奥治村是一个市长新农村建设的联系点，后来那市长调走了，这个活动服务中心也没人管了。”魏南海说。

    在湖北永新村调查的吴淑凤也发现，村委会有图书阅览室、上网的电脑等，但几乎没有人动过，老人们空闲时间一般都是打牌、在家看电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认为，如今精神苦闷也是农村老人的一种状态。社区参与、社区交往对于生活在村庄里的老年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以前农村人还能互相串串门、聊聊天，现在村庄面临人口大规模减少，传统的社交方式日渐缩减。当前农村老年人的闲暇生活单一，精神文化缺乏，大量空闲时间难以打发，导致精神苦闷。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14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008亿，占全部老年人口的57.1%。

    前往广东普宁市农村调查的上海财经大学教师赵丹则发现，失地的农民通常会陷入生活的困顿。

    赵丹在普宁市新坛村调查发现，当地已经全部脱离农业生产，村中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发展了各种产业。1992 年，新坛村收回了农民的土地，在保证每个村民有30 平方米宅基地的基础上，将全村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开展集体经济。

    由于当地地处闽粤交界，商人和货物来往频繁，新坛村整个村庄的发展情况比较好，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比较健全。村集体承担了村民们的医疗保险，并且每年给老年人一定的生活补贴。

    虽然村集体经济发展得较好，但是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大多数的村民都到广州、珠海、深圳去务工或者经商。

而村中生活困顿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失地农民”，这部分人在中年或者晚年失去了农耕土地，“失地老人”由原来依赖稳定的土地收入变成依赖有限的土地补偿生存，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快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每个月60 元的养老金以及村集体每年1000多元的60岁以上老年人津贴并不足以支撑日常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