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打工塑造的边缘人

    许多农民工常年外出务工，长期远离家乡，与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疏远，逐渐被老家边缘化，又因户口在农村，无缘参与城市选举等，只能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管理外，被双重边缘化。

     “回去有啥好，我不想回去。”小杜连续三年春节没回老家了，但她似乎一点也不想回去。腊月二十九，母亲又打电话过来问“买到票没？”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很干脆地回答“没有”。

    小杜老家河北邢台，距离北京400多公里，但她结婚后很少回家。“其实，也不是不想回去，主要是出来（打工）好几年了，回去家里什么也没有，老住在娘家也不是办法。”

    小杜和丈夫，同乡不同村，经人介绍于2007年结婚。公公去世、婆婆改嫁后，两人一把锁锁住老家大门双双外出务工，渐渐与家乡疏远起来，“村里道路硬化、两委换届啥的，都不知道。”

    小杜的经历不是个案。家住河南息县、曾在村里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陆刚（化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做过生意开过诊所，在广东、上海等地奔波多年未能立足，自认为“逐渐被打工城市、老家村庄忽略了”。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建华发现，小杜、陆刚等打工者，亦工亦农，居住在城乡之间，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成了“一个边界正在消失或已不存在的时间和地点里存在的‘边缘人’”。

故土难回：熟人变成“半熟人”

流动让农民工在老家村庄、打工城市，变成了“半熟人”

    陆刚生于上世纪60年代，1994年在亲戚劝说下，携妻子、两岁女儿，前往上海一家工厂打工。两年后，因父亲去世，陆刚回到河南老家，随后依托打工及在村里行医积攒的钱，盖了新房。

    随着三个孩子的相继长大，陆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他南下广东打工。一年后，妻子留下三个孩子和老人，也前往广东。夫妻俩起初农忙时节回家收割，农闲时外出务工。大女儿初中毕业后，陆刚把土地转给亲戚耕种，携妻子、大女儿一同前往上海务工。

    从此，陆刚夫妇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在二女儿记忆中，直到2009年奶奶去世，全家才真正回老家过了一个团圆年。长年在外，陆刚与家乡联系大幅度减少，既难以融入城市，也逐渐被家乡遗忘。

    “村里投票选举、修水修路，都没我什么事。”2015年村里发生的一件事，让陆刚夫妇对家乡更失望了。这一年，陆刚同母异父的哥哥离家10余年后，重新搬回村里居住，遂想要回已被邻居私自瓜分的耕地。

    其时，陆刚也耕种了一块，但哥哥并不直接打电话找在外务工的他，却让叔伯帮忙强行夺地。陆刚从邻居处得知详情后，气恼不过，打电话找镇政府评理，最后政府普查的土地还是由陆刚签字确认。

    事实上，争议土地的土地证仍在哥哥手里。“过去，哥哥搬走时，土地并没有上缴国家，但我就是气不过，他不直接找我要地，却让叔叔伯伯们‘欺负’我。”

    “长期在外务工，在参与农村事务参与中，农民工容易遇到诸多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升专注“三农”问题研究多年，他认为，农村是熟人组成的“人情社会”，每遇婚丧嫁娶等均需“走人情”，长年在外打工者无法及时参与其中很容易被边缘化。

    在老家村庄，外出务工者因受时间、经济等条件限制，难以及时参加邻居举行的婚丧嫁娶等重大事情，对集资修路、治水等涉及村庄公共建设等的农村事务参与度降低。在城市，他们主要为赚钱，会主动放弃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由此，他们成了双重边缘人。

    这种流动性让农民工与村庄“熟人”之间成了“半熟人”，在城市，因工作频繁变动，与打工地的“熟人”也成了“半熟人”。杨建华认为，长期的社区封闭与隔绝，将给农民工造成特有的“孤岛心理”，让他们成为城市、农村事务的双重“局外人”。

融入不易：心理上没有融入感

虽然在城市定居了，但是心理上没有融入感

    小杜2004年前往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当过售货员、仓管管理员，做过小买卖，但“居住条件并没有好多少。刚来北京时，住10平方（米）的小平房，现在结婚了，有了孩子，还是这样。”

    陆刚在外断断续续打工20多年，日子也没好多少。2012年，他在上海租房开私人诊所，遭人举报无证行医，被拘留了大半年。2014年，在朋友帮助下开了一家五金店，因经营不善很快关了门。

    如今，陆刚和妻子、女儿女婿蜗居在上海闵行区一个破旧的一室一厅里，除照看不满两岁的外孙女，几乎无所事事。但他们不想老家。妻子说：“你看家里的人还有热乎儿劲儿（人情味儿）吗？回去有啥好，我不想回去。”陆刚说，实在不行就去租地种菜。

    刘升认为，陆刚等传统农民工与年龄在16岁至3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有长期的农村生产、生活经验，人际关系、家庭都在农村。他们对城市认同感低，到城市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而非留在城市。因此，观念保守，融入不易。

    杨建华表示，大量农民工涌向都市，完全改变了城市人员构成。尽管他们户口在农村、主要人际关系在农村，但他们都在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其素质必然也是城市人口整体素质的一部分。城市相关部门应帮他们充实精神生活，提高文明水准。否则，腐朽、没落的东西就会趁机而上。

    可是“素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陆刚的一位“70后”表侄女，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奋斗多年买了房买了车，但因尚未落户等，“孩子上学，可真费了大周折。虽然在城市定居了，但是心理上没有融入感。”

    “80后”小王，2005年大学毕业后，只身前往深圳一家公司从事程序开发工作。2009年，在江苏连云港老家买了房，房子装修后，一直闲置着。“不买房，感觉没有家，买了房，也住不上。”问及为何不考虑在深圳定居。他耸耸肩说：“一直这样下去（打工），终究不是办法，特压抑。”

    事实上，“陆刚们”在北京更常见。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李云2004年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结婚、买房、买车、生子，她从没觉得和北京籍同事有什么差别。但在为儿子操办入小学事宜前，她发现，需提供满1年的通州区社保缴纳记录证明。而她工作单位在海淀区，社保一直交在海淀区。

边缘化之变：从主动到被动

传统农民工“主动被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被动边缘化”

    尽管都遇到了被边缘化问题，但刘升认为，陆刚等传统农民工是“主动被边缘化”，小杜、小王等新生代农民工是“被动边缘化”。传统农民工根在农民，并不在意城市对其“经济上融入，社会上排斥”，会主动要求公司不买社保。

    浙江金华永康农民工NGO“小小鱼劳工服务部”对1643名农民工调查发现，仅1人有“五险一金”，不足受访对象的千分之一，1%至2%的人有养老保险，35%的人没有工伤保险，约20%的人不清楚有没有。但2009年至2012年永康五金产业带平均100人中，就有5人会断掉手指。

    另据国家统计局去年4月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38%，“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26.2%、医疗17.6%、养老16.7%、失业10.5%、生育7.8%、住房公积金5.5%。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卢青青以陆刚为例称，传统农民工想在城市立足难于登天。他们既被城市边缘化，也因长期远离家乡与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疏远而被乡村边缘化、自我边缘化。前者因为在外务工导致其与村里人成了半熟人，后者因为自我感觉见过世面与村里人不一样了。

    不外出打工是否就不会被边缘化？卢青青以自己身边的案例称，她的几位堂叔在外打工有积蓄后，“回到老家一人盖了三栋楼房，一跃成为村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外出务工或多或少改变了村里固有的强弱关系结构，也让挣钱不多的村民成了村里相对的弱者，从而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同样存在。“三农”问题专家、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丁静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部分在城市出生长大，部分放下书包进城打工。他们户口在农村，无缘参与城市选举等社会事务，又因不关心家乡事务，只能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管理外，被双重边缘化。

    中国工运研究所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只有21.6%的人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而参加过务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人仅占5%。刘升称，新生代农民工虽大多出生在农村，但学校毕业后就在城市打工、生活。因此，他们有强烈的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冲动。

    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传统农民工的1.6倍、2倍、2.3倍。

    但受经济、户籍等限制，大部分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真正融入城市，经常会有较强烈的受挫感和被边缘化感觉。刘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心态、观念上更接近于市民，但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工作耐受力较低。他们主要集中在电子、纺织等相对舒适的工作岗位上，跳槽频繁，注重物质、精神享受。

    丁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强，但不被城市接纳，乡土情结弱，也不愿回农村务农，成为“漂泊”的一代。因为追求生活品质，他们多数人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敢于花钱，很少为攒钱而省吃俭用，所以出现了很多“月光族”“超前消费族”。

    陆刚对此感同身受。他的大女儿今年27岁、已经是两岁孩子的妈妈了，但“她从来不想怎么多存钱，成天就想着哪里有好玩的，同事谁谁又买新衣服了”，或“给孩子网购一大堆好吃的，吃玩的”。但女儿很快将要升入小学的小杜，“最近正在为孩子能不能在北京上学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