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简介全国政协委员胡志斌再提“安乐死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胡志斌在连续两年全国两会中都提交了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近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就安乐死立法相关问题专访了胡志斌。
2月18日，武汉的李女士在家中纵火将自己烧死。当地警方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勘验，初步认定此次火灾系人为纵火，由于李女士生前身患癌症，申请安乐死未果，对生活失去信心采取了极端行为。
2月10日，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一部纪录片，讲述一个叫Simon的57岁英国人，在患绝症后去瑞士进行安乐死的整个过程。超过100万人观看了他安乐死的全过程。
安乐死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争议，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话题也时常被人提起，每年两会都有提案涉及安乐死。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胡志斌在连续两年全国两会中都提交了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
法律应保障人死亡的权利吗？
“法律保障人的生存权，也应保障人死亡的权利。”胡志斌说。从事残疾人工作多年，胡志斌见到了太多挣扎在生命最后一线的病人。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所接触到的很多诸如重度残疾、高位截瘫的病人，生活非常艰辛，生活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出于人道主义，很多家属并不愿意放弃治疗，但是每天的治疗费用非常高，效果却并不理想，有些病人甚至连营养液都输不进去，很痛苦。因此，我决定准备一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法律既然保障人的生存权，也应该保障人死亡的权利。”胡志斌说。
自从2015年他写安乐死立法提案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有很多人联系胡志斌，支持他的观点。他说，在提案正式完成之前，他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多次就相关医学问题咨询医疗专家。
胡志斌说，安乐死是指为结束不治之症患者的痛苦而实施的安详死亡。他认为安乐死既是一个古老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早在原始社会，部落迁徙时常将一些老弱病残的人留下，加速自然对他们的淘汰；古希腊曾允许病人在他人的帮助下结束生命；我国古代名医扁鹊也提出‘六不治’；即使现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安乐死的实施（如自吊、自服用药物等）。”胡志斌说。因此，他认为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安乐死的行为得到规范。
胡志斌说，目前多数学者将安乐死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两类。主动安乐死指由他人采用积极地方法（如用药物或注射空气）使不治之症的患者无痛苦死亡；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不治之症患者生命的一切治疗或抢救措施，任其自然死亡。
他建议安乐死应由不治之症患者本人申请，身患当前医疗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又为生理、心理带来巨大痛苦，感觉生不如死；当患者神志丧失而失去自己提出的能力时，可由其亲属书面提出安乐死。
他还建议由申请者当地医院审查报所在地的上一级法院批准，由司法机关法医按相关规定及程序执行，并由同级检察机关监督执行。
脑死亡与遗体捐献
胡志斌认为，除了申请者属于脑死亡和某些生存特别痛苦的情况之外，尽量不给予安乐死，这就需要有法律来严格规定。因此，除了建议安乐死立法之外，胡志斌还建议推进“脑死亡”的国家立法。
胡志斌介绍，现代医学关于死亡的新概念为脑死亡，是指大脑、小脑和脑干等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永久性丧失，而不管心跳、呼吸、脑外体循环以及脊髓等脑外器官功能是否存在，或是否依赖人工长期维持。
“对全脑功能活动已经丧失、发生不可逆转死亡的人体来说，一些抢救措施虽然能够长时间人工维持心肺功能，外表看还有一定生命体征，但已完全不可挽回其生命。”胡志斌说。
近年来随着器官移植的开展，供体器官已从活体取材扩大到死体取材，但要求供体器官越新鲜越好，以期提高移植器官的成活率。胡志斌认为，全脑功能已发生不可逆转的丧失而体外循环还继续存在的原发性脑死亡者，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最为适宜。
“由于决定人的个体生命与死亡的中枢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肺或其他脑外器官，如能以法律形式确定承认以脑死亡作为个体死亡的标准，将对推动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特别是器官移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胡志斌说。
不过他也表示，因为人们对死亡的看法比较单一，加上道德约束，脑死亡和安乐死的立法推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他认为立法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对死亡的固化的认识，“这是全社会的认识问题，不是某个部门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自杀可以接受，但是人为操作的安乐死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安乐死立法需要在社会上争取更多的认同。”
胡志斌坦言，某些老人病情严重，子女为了摆脱赡养义务，假借安乐死的名义摆脱自己责任的情况，也正是他所担忧的。“这就要严格限定脑死亡的医学鉴定标准，用法律的程序定下来，回避宗教、民族等其他不确定因素。如果自己有要求、子女有要求，同时已经证明是脑死亡的，法律应该保障他死亡的权利。”胡志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