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回不去的村庄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许多村庄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继而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

　　临近年关，在韩国打工的杨可退出了他所在的初中同学微信群，他说，看着大家热聊，自己会过于想家，这种感觉很煎熬。

　　算上今年，这是29岁的杨可第四个年头没回农村老家过年了，倒是在梦中时不时会出现儿时在村中玩耍的情景，但每一次都被噩梦惊醒，“梦到所有的人都躲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村里的胡同走，胡同突然变得很长，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而现实中，这里也是一个平静的小村庄，除了过年过节人气比较旺盛之外，平时走在村里长长的胡同里，很少会碰到村里的人。胡同两旁人家的大门经常处于一种紧闭状态，偶尔才能看到个别打开大门走出来站在门口四处张望的留守老人。

　　这个村庄的居民，一部分像杨可一样，常年外出打工没有回家，有的则是彻底离开了，搬到城里或镇上住。留下的是一些在这里固守的老人或孩子和一个没有什么人气的村庄。

　　它和中国许多村落类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走向沉寂的宿命，“现在村里许多人认为，只有被社会淘汰了的才会留在村里，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往外逃。”杨可说。

“逃离”村庄

　　紧靠着井店镇的邵村，距离河南安阳市70多公里，杨可家的房子就在邵村村口。

　　与一些将要消失的村落不同，邵村并没有展现出一幅乡村破败的景象，反而大多数房子都是被翻新过的北方农村特有的高大庭院，一家挨一家整齐划一地往胡同深处延伸，只是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置的。

　　和村里的沉寂不一样，井店镇近几年正在快速发展，工地日夜不停地开工，泥头车在镇上的主道上来来往往，只要是晴朗的日子，就会给镇上的居民塑造出一幅尘土飞扬的图像。

　　杨怡和杨可是同一条胡同里的邻居，只是早在8年前杨怡家就在镇上建了房子，一家搬到镇上住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

　　其实，杨怡一家并不是第一批离开乡村的人，最早离开村子的是“有单位”的人，比如像杨怡的一个叔叔，是转业军人，后来被安排到县公安局了。因为成了体制内的人，杨怡的叔叔一家都进了县城。

　　因为成为体制内的人选择离开邵村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有过一些，但并不是很多。这些人的搬离和现代化、市场化都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离开农村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由于农村生活条件艰苦，邵村的一些村民开始走出去，有的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或者做其他生意，逐渐在外面的城市定居下来。

　　邵村转身成为他们的故乡，如果有亲戚或者亲人尚在村里，有些离开的人会偶尔回来一趟，或者有的会在村里祭祖的时候回来。

　　2000年以后，除了上了大学在城里安顿下来的，邵村出去的大多数都是打工青年。他们当中，一部分在城里留了下来，但是大多数仍然没有能力举家搬迁，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甚至留守妇女，这一群体的人数在村里开始多了起来。

　　而如今，由于邵村紧靠着井店镇，井店镇的发展再次吸纳了一批邵村村民，他们在镇上谋得相关的职业，邵村也成了他们不经常回去的故乡。

　　但是相当一部分邵村劳动力还是像杨可一样被分流到外面去了。 

　　杨可之前在郑州工作，2011年，听说一个劳务公司招到韩国工作的工人，他和村里的几个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一起报名，后来随劳务公司到了韩国。

　　而杨怡一家虽然搬到了镇上，但是大学毕业后，杨怡却到了北京工作，邵村对于她来说，更是一个回不去的村庄。

　　但是杨怡在邵村的房子并没有随着家人的搬离而变得破败，在杨怡父亲的眼中，老家的宅基地是一块风水宝地，继而房子也被重新装修一新，虽然几乎没有人住。

  如今，随着乡村整体环境的变化，像许多村落一样，逃离村庄也成了邵村村民的价值观。

乡村之变

　　在杨怡看来，邵村还是没落了。

　　20世纪90年初，邵村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那时候的邵村有许多小型砖瓦厂、腐竹厂，和整个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一样，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2005年后，这些行业开始走向没落，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地政府关闭了当地的小型砖瓦窑，另外一些大型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进入，当地的小型企业和小作坊瞬间被排挤出了市场。

　　特别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外流，邵村开始真正走向没落。

　　杨怡记得，小时候村里就有小学，如今小学早就被改成一片民宅，即使是镇上的中学也被撤销。

　　“如今村里的孩子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杨怡说。

　　令杨怡记忆深刻的是，在她上中学的时候，镇上的中学还是县里的重点中学，但是，后来镇上的优秀老师都被县里的中学挖走了，镇上的中学逐渐成了群众口中“一座考不上高中的初中”，“这样一来，想让孩子考高中的家长就不让孩子到镇上上学了，都送到县城里去了。”

　　后来，到镇上上中学的学生越来越少，“有一些家长觉得反正在那读也考不上高中，干脆让孩子早点打工得了。”据杨怡回忆，镇上的中学校长还做了一个承诺说，只要有一个学生，学校就不撤销，“后来真的只剩下一个学生了，这个学生也不愿意去上学了。学校还是逃脱不了被撤销的命运。”

　　在杨怡看来，教育资源远离农村，也是像邵村这样的村子逐渐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教育没落的同时还有邵村的传统文化也在凋敝，童年时代的杨可、杨怡一代，每年逢年过节，村里都有扭秧歌、说书、唱戏等活动，但如今这种活动几乎没有了，继而被“时代潮流”所取代，这也是令杨怡忧心忡忡的地方，“现在不管在镇上还是在村里，有活动请的都是‘歌舞团’，她们穿着暴露，说一些很低俗的语言，唱一些很低俗的歌曲。”

　　在邵村，流行一句谚语也反映了村里长幼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这句谚语是‘以前是婆婆教训媳妇，现在都是媳妇教训婆婆’。”杨怡说。

　　另外，邵村也没有逃离疾病的困扰。

  对于杨可来说，邵村还是一个伤心之地，这也是他虽然想家，但多年不回的原因之一。多年前，他的父亲突患癌症去世，这让他无法释怀，每每提到此事，他都会哽咽流涕。

　　而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改嫁更是令他很受打击，一气之下他甚至和母亲签订了互不往来的协议。

　　后来他还注意到，村里因为癌症去世的人有好几个，而同一个镇上的则更多。

　　杨怡、杨可都怀疑这一切是因为镇上的一个化工厂造成的，他们估计是因为水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直接往地里排污水，我们很多人喝的是地下水。”杨怡说，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拿当地的水质去相关部门检验过。

  而据杨怡介绍，面对这种疑似潜在的危险，很多人则选择了离开邵村、离开井店镇，来保障身体的健康。

下一站或是荒芜

　　杨怡觉得，如果邵村各种环境一直恶化下去，它将和一些已经消失了的村庄一样，走向荒芜。

　　其实，全国许多乡村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消失，成为人们回不去的村庄。

　　如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南坑村，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而被媒体广泛报道。

　　陕西横山县赵石畔镇圪洞峁村原有200多名村民，目前只剩下5个村民独居山村……

　　作家冯骥才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更是指出，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他认为，古村承载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古村改造时应避免直接破坏。

　　但也有人指出，自然村消亡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脱离落后的生产和社会地位，对村民来说并不是坏事。

　　显然，对于村庄的消亡社会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观察，自然村消失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力的消灭，例如撤村合并，建立大规模的居住点或者城市，自然村的宅基地被用作其他用途等。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不是自觉自愿离开，而是在行政与市场力量作用之下被迫离开家园。”卢晖临说，另一种是村庄自然地消失。“一些偏远的村庄，交通不便，公用设施比较缺乏。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十室九空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村庄甚至渐渐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檀学文表示，自然村的消失显然应当是一个可以推测和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否消失得像冯骥才说的那样快，却很难说，他对已有数据仍存疑。

　　檀学文提到，对于人们印象中的村庄，有必要区分自然村、村落和古村落三个概念来讨论。自然村是一个地域概念，由若干户居民聚居形成，或大或小，有时边界也是模糊的。村落则是地域概念和社会学概念，包含历史、文化和社会联系等因素，理解为规模较大、有一定历史的或者由多个临近自然村组成的更为合适。

　　檀学文认为人们担忧村落消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方面，自然村落是长期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合理性，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因此村落的消亡也就伴随着社会剧烈转型、文化割裂甚至消亡的担忧；另一方面，基层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村落的变动就意味着社会基础的变动，因此是轻易动不得的。

　　卢晖临认为，自然村消失后，农民可能会失去退路。“在大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不是市民，也没有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是一种伪城市化；在小县城定居的人是一种低质量的城市化。这种情况下，自然村快速消失会导致他们失去家乡低成本生活的选择”。

　　“在社会变动时期，村庄有助于应对震荡，帮助社会实现平稳过渡。村庄的消失则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后方。”卢晖临表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当危机来临，小农经济和村社结构在重建秩序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社会得以长时间保持稳定的一个奥秘。大量的自然村消失，会降低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

　　檀学文则认为，不管怎么样，未来村落消失、村庄合并、城镇化进程都将共存于同一社会经济演变图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