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追求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逃难”一词，有凄惶奔突之意，然而冠上定语“艺术的逃难”，恍惚有一种借由艺术于乱世中求宁静的感觉。若将之与“丰子恺”这个名字勾连，我眼前浮起一幅漫画——《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一座雕楼，一弯弦月，一个背影。寥寥几笔即有无尽意绪。这幅漫画展现的丰子恺特色，近年来广有称颂，然而在这艺术的源初，它是被质疑的。有人讥嘲“李后主穿大褂”的怪异，也有人痛恨“五卅惨案”之际居然还有这等闲情，就连丰子恺的挚友俞平伯也撰文对这种脱离传统规范的绘画表示异议。

    这段旧事可详见《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一书。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留学中国，后来又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任职编辑，他在此期间开始探寻漫画艺术的传承和20世纪“后文人画”，他的目光渐渐聚焦在丰子恺身上。白杰明多年沉潜专心做研究，这部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的著作，每一章都附有百余条参考文献，深挖细剖，条分缕析，作者之严谨、之深情，着实令人感佩。

    该书序言说：“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也是一段个人的故事，述说了一位艺术家如何与传统相遇，创新它、改革它。……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位文人、艺术家生命的描述，讲述更多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可见，这本书是紧扣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历程以及时代背景来讲述的。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属于丰子恺20年代的“古诗新画”系列。这一系列的灵感来自于丰子恺阐释诗歌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也脱胎于他对历代著名绘画的重新诠释。它们的艺术价值较高，但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格格不入，丰子恺应对文化激进分子的反对意见时，竟然还要为王摩诘与李后主的失节竭力辩护，“什么宗庙、社稷，肮脏的东西！只有情是真的、善的、美的！”尽管丰子恺只是想要强调一种审美的趣味，而在当时的情境中，他的确太蠢或者太纯。对于政治的厌倦回避，一直是他内心的企求，虽然后来他再也没有这样激烈的反抗，他只是一径地逃、逃、逃，逃向他的漫画里，逃向用艺术构造的精神世界的深处。

    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画古诗、画儿童、画社会、画生灵。丰子恺和林语堂、周作人等想要探寻的“趣味”之路前途迷茫，他转而成了“儿童崇拜者”，他说：“人的生活大半是由兴味维持的，儿童的生活则完全以兴味为原动力。”我从前阅览丰子恺的儿童漫画，常被他的慈父情怀打动，小孩儿偷穿大人的衣服，小孩儿伸手要摘月亮，小孩儿做游戏娶媳妇儿……天真烂漫、童趣盎然。但本书拓宽了我的视野，揭开了温馨背后的悲怆心理，那是一种对童年远去的无奈，对质朴自然的旧时光的缅怀，那是丰子恺在散文里曾感慨的，“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

    丰子恺对人生失望，对生活苦闷。研究现代中国散文的学者林非认为，丰子恺是一位从佛教教义中获得心灵解脱的现实逃避者。我们可以发现，丰子恺画社会的作品往往僵硬呆板，尤其是他后期的画作几乎全是应付之作，这是他避世心理的投射，幸好还有《护生画集》。

    这本画集每隔十年续绘一集，每集增加十幅画与诗，延续了丰子恺继李叔同得来的慈悲，以及他与马一浮的情谊，他对佛教的感悟和体验，他对人生的悲悯和省思。1954年，印度学者拉胡·维拉编辑出版《护生画集》的梵文和英文版时，评价道：“只有这个中国的天才，以一颗温柔、宽恕心灵的力量和高尚，抓住并描绘了人对可怜的生灵犯下罪行的残酷的一幕幕，不管是为了食物、游戏还是运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颗温柔、宽恕的心灵，正是丰子恺艺术的永恒内核。

    白杰明的丰子恺传，捧出大量珍贵史料，还原一个更立体的丰子恺。叠叠画作，重重身份，核心是——漫画家丰子恺。中国的“漫画”一词，虽然不是起源于丰子恺，但是从丰子恺起才成为正式的艺术表现形式。本书追根溯源了丰子恺漫画风格的形成，其中有西洋印象派画风的熏染，更有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而最根本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闲适气息。丰子恺很乐意用“漫画”一词来描述自己融合不同艺术的创作风格。他曾如此解释：“漫，随意也。”只是，世上最难随，恰恰就是意。彼时彼刻，世界纷扰，艺术成了一种罪。这一场逃难，只不过想要，追求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可惜多么难！

（作者系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