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窄的“进京通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之后,控制人口就成了北京市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对于在北京打拼的“北漂”来说,未来落户北京的通道也越来越窄。
2014年6月份,为孩子争取在北京“幼(儿园)升小(学)”的机会,北京多地出现非京籍学生家长维权事件。王鑫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多次跟着维权队伍到北京市政府门前聚集,高喊“还孩子上学权利”的口号。
但这些行动并没有改变“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的结果。2014年9月份,她不得不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孩子在河北固安的一所小学就读。
原来,2014年北京市的几个城区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学门槛,除了王鑫的孩子外,还有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因不符合条件而被挡在北京的校门之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彭波长期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在他看来,用调控随迁子女入学资格的手段来控制外来人口,是北京在调控人口大背景下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之一,这也意味着未来北京落户通道将越收越紧。
困扰上学路
家住通州的王鑫和丈夫都是安徽合肥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如今虽然在北京有车有房,但是一纸户口让王鑫觉得进退两难。
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她觉得和周边北京本地的同事并没有多大差别,直到2014年,6岁的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才切身感受到没有北京户口带来的诸多不便。
王鑫告诉记者,按照北京市往年的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学生在京就读需提供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通州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五证”。
2014年春节时,她就把所需要的“五证”都准备齐了。没想到,到北京市义务教育服务平台填写入学信息时,出现了一项她没想到的规定。
原来,2014年开始,通州区在“五证”细则中要求家长须在通州缴纳最近一年的社保。
“我们公司在西城,社保也是在西城交的,怎么会有在通州的社保?”王鑫说。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通州,2014年开始,北京市各区都提高了非京籍儿童“幼升小”门槛,如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朝阳区要求家长双方都在本区缴纳社保,东城区甚至要求父母双方都在东城务工并住在东城,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2013年之前。
朝阳区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证”细则要求的各项资质均须经过严格审核,由各街道和乡镇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办公室、公安分局、区教委和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分工把关审核。
在多次被告知不符合政策要求后,王鑫十分沮丧,虽然几次参加抗议活动,依然没有丝毫效果。
后来她发现,河北的公立小学入学条件相当宽松: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当地就业证及学区所在地居住证明,即可就近入学,租房协议、买房协议都算居住证明。
更重要的一点是,2013年,河北公布了一项针对外地户籍学生的高考政策:只要学生具有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及本地居住证明,不论户籍是否在河北,均可在河北报名参加高考。
于是,王鑫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将儿子安排在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固安上学。
王鑫告诉记者,像她这样的家长有很多,都选择让孩子到河北上学。
不断收紧的落户政策
王鑫遭遇的背后,是北京市人口调控思路的体现。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之后,控制人口就成了北京市主政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2013年,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首次表态,要坚决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当年,北京市就对市属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京籍毕业生提出年龄限制,要求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
记者了解到,这项政策在当时引起很多应届毕业生的不满,最后被“过渡执行”。
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务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对外来人口的措辞一直是加强“服务管理”。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仍明确指出针对500万人的特大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建立透明、完善的积分落户制度”。
当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向媒体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
有专家表示,自2014年起,北京对小学入学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条件: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要求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就是作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政策效果相当显著,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新招生数量为15.3万余人,相比2013年16.5万余人,下降了1.2万余人。
据《北京青年报》2014年1月报道,北京自2005年起,留京指标逐年压缩,到2014年已经缩减了一半。而大学生村官、公务员、社工、军转人员等专项引进也从以往的四五千人降到3000人。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2015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向各区县下达人口调控指标,与各区县签订人口调控责任书,将控制人口规模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另一方面,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在京落户指标也在不断下降。
2015年2月9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官网发布“人社部严控在京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消息,指出人社部2月6日召开国务院各部门及在京央企2015年高校毕业生接收计划工作会,要求各单位压缩留京毕业生落户指标。
该官网消息称:“人社部缩减了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毕业生进京落户条件相比以往更加严格,并实施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等。”
据报道,这一度导致一些已经签约国企或央企的同学收到解除就业协议的通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老师也证实这一说法,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有7名同学经历了这样的情况。据他统计,涉及用人单位包括大唐电信及其旗下子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多个单位。
与此同时,在2014年底,北京公安机关在市长指示下成立专案组,开始整治买卖北京户口现象。曾经通过中间人花钱办理北京户口指标原本是“公开的秘密”,如今当事人纷纷遭到调查。
在这场整治运动中,北京大学2014届研究生李某、陈某等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北京收紧“进京通道”还跟北京控制人口的成效不容乐观的现状有关,自2005年开始,人口目标责任制,居住证制度研究以及“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成为北京人口管理的主要模式。
2005年1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划》称,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但根据2015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2014年北京市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2151.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
谁能落户?
由于社会福利和户籍捆绑在一起,北京户口含金量近年来也水涨船高,对于大多数“北漂”来说,拥有北京户口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记者了解到,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士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外来人口”,最直接的是购房,对于拥有北京市户口的成年单身人士,只要名下没房就可以购买,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购买两套房产。而对于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则有诸多限制。同时,在教育资源、养老资源上也都有巨大的差别。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上的户籍办理入口查询得知,目前有机会落户北京的主要有几类人:军人、应届毕业生、工作调动或者安置到北京的公务员、来京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来京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以及随亲属入京群体(配偶、子女和父母)。
2015年《北京日报》相关报道说:“具有进京户口审批权的有中央、军队和市属三大系统共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条件标准不统一,除本市系统外没有指标限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三大系统41支笔”,这是落户北京的主渠道。此外,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北京市荣誉市民”途径获得北京市户口,数量极少。
记者了解到,投资落户的通道已经十分拥堵,资料显示,2013年,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仅为14名在京投资企业高管及家属办理了北京市常住户口。
另一方面,随着落户政策的不断收紧,普通的“北漂”能够成功落户的更是寥寥无几。
新政新通道?
2015年12月10日,《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和《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媒体报道称,与现行审批落户相比,北京市的积分落户草案,其实是多了一条路,是在维持现有三大系统审批落户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一条新路,也是给予相关人群的新希望。
不过,对于新政策的效用,专家表示,相关人群还要理性看待。需要认识到,积分落户政策作用有限,仅仅是41个户口审批单位之外的1个新途径而已。
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彭波表示,北京户籍新政主要功能是引导人口流向,优化城市人口结构,而不是吸纳人口。
根据日前公示的《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记者对比发现,单从基本条件看,北京远高出已实施积分落户政策的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成为“门槛最高”的积分落户城市。
彭波认为,北京市的积分落户门槛苛刻,主要是通过积分落户的方式疏散人口,而目前需要做的是推动居住证政策不断完善,这是一个覆盖面相对广泛的制度。
更有学者对这种积分落户政策表示反对,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但这种高门槛是伴随城市发展和需求油然而生的,而不是人为设置的。
彭波则表示,实行居住证制度也是一种进步。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要求建立一种新型户籍制度。
不过彭波也认为,北京市户籍新政效果还有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