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不及防，“老龄化”来了

    乡村里年轻人出走，老人留守故土；城市里养老政策缺乏衔接；这厢一床难求，那厢空置率居高不下……老龄化来了，我们还有哪些措手不及？

     “十一”假期结束后，岛上的人就像退潮一般，瞬间消失了大半。一年中最后一拨游客走了，付严也要离开家了。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帮父亲放完最后一批海参苗，小伙子就坐上了开往蓬莱的客船。

     27岁的付严在上大学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小岛。他的家乡烟台市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距离陆地最近的地方还需要45分钟左右的船程。

    站在船舷上，付严向家人挥手告别，放眼望去，岸上送行的人群几乎都是年过半百的长者。

    “年轻人离开了，老人留下了。”11月12日，付严在电话中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感叹，“家里还真成了老年社会啦！”

老人留守的家乡

    “你们那老龄化很突出吗？”

    “何止是突出，完全的老年人社会嘛！”

    11月13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联系到长岛县的一位公务员华明（化名），听到了和付严近乎一致的表述。

    “不足50户的村子比比皆是，十几个人的村子也不鲜见。”有一些村子里几乎都是老人，“连个留守儿童都没有”，老人去世之后，这些村子也就消失了。

    “快让我回家吧！”去年村委会选举时，大黑山乡某村的村会计刘文平对华明抱怨，“干了30年村会计了，很想歇一下。”

    然而，选举结果出来后，老会计依然上岗。

    华明对记者说，刘文平所在的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最年轻的村民都已经47岁，“老刘不干，根本就没人顶得起来。”

    老龄化不仅体现在长岛县的村落里，机关工作人员也少有年轻人的面孔。华明用县委党校的人员构成举了一个例子。

    党校有在编人员18人，30岁以下仅有1人，50岁以上的工作人员有14位之多。“多亏有延时退休政策。”华明介绍，如果按照以往的退休年限计算，一多半的人将会在近两年内退休，如果再不充实新鲜血液，留下干工作的将不足5人。

    “10个单位，有9个是这样的。”华明说有些小单位连1个年轻人都没有。

     “为什么本地年轻人不选择在岛上工作呢？”记者问。

     “没有工作岗位啊。”华明回答得很干脆。岛上没有工业，就不会产生工作岗位。一些机关行政岗位多为外地考录的公务员。

    长岛是烟台市下辖的一个旅游县，每年7月至9月，是旅游的旺季，游客如潮涌而来，岛上遍地开花的“渔家乐”能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但随着假期结束游客离岛，“渔家乐”也逐一“休眠”。

    一年之中只能工作3个多月，剩下的9个月处于待业状态，显然不能消解年轻人旺盛的就业精力。于是，岛上的年轻人选择到外地工作，而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也多选择毕业之后把根扎在了当地。 

    付严在济南一所高校毕业后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小伙子还是单身，自由时间比较多，每年除了春节之外，他会赶在春季和秋季海参育苗的时候回家帮忙。尽管这样，满打满算，一年到头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也不足20天。可以预见以后结婚生子，分配给父母的时间将会更少。

    提起付严们的“遭遇”，华明觉得很正常，在他看来，日益增长的留守父母群体，正走向消亡的老龄村，或许是伴随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后，中国小县城不可避免的病症。

    记忆中的海岛成了老年人的家乡。不仅是付严的家乡，全国多地“老人村”也不时见诸报端。2013年，《华西都市报》也曾报道，过去10年，中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河南省偃师市一个海拔800米名叫脉结坪的村庄，因山上的人陆续下山，年轻人不再留恋故乡，村庄仅剩5名老人。

养老政策缺乏衔接

    在长岛县东北方，直线距离只有135公里的大连市，65岁的于凤喜阿姨也有自己的喜悦和烦恼。

    于阿姨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多年前就已经取得了北京市户口，老两口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按照北京市公安部门制定的落户政策规定：独生子女户口在京，外省市老人达到离退休年龄、提出申请并办理离退休手续后，可以落户北京。且外省区市老人落户北京以后，根据政策规定可以享受与北京户籍老年人同样的待遇，比如，高龄老人所领取的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券、申请经济适用房等。

    2013年，“托儿子的福”的于阿姨和老伴成功落户北京，和孩子团聚在一起。既有养老保险，又儿孙满堂，于阿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但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您不能在北京领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于阿姨有些弄不明白了，为什么成了户籍上的北京人，却无法享受和其他北京人一样的待遇呢？

    工作人员解释，于阿姨老两口属于外埠进京落户的城镇人员，依据《关于外埠进京落户人员档案和社会保障关系转移问题的批复》相关规定：已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进京落户人员，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

    也就是说，于阿姨必须按照大连市的规定，享受大连市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按照这一规定，去年，于阿姨在京接受胃部手术后只能回大连进行相应的报销。

   北京养老产业蓝皮书《北京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15）》（下称报告）在提及老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就指出于阿姨遇到的外地老人有北京户口，却不享受北京医药费报销和养老金发放的问题，直言：部门之间缺乏紧密衔接。

    报告分析，从现有的制度设计来看，大部分的老龄事业制度均是由民政部门负责制定的，但是，依然有些制度是有其他部门设计的，比如，养老保险政策和医疗保险政策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设计的，落户政策是有公安部门制定的。

    报告的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教授，他表示：“由于不同的政策出自不同的部门，所以就造成了不同的政策在制定时未能考虑到政策之间的衔接问题。”

    11月13日，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小娥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当前北京人口老龄化形势日渐加快，截至去年底全市常住老年320万人，占常住老年人口的14.5%，户籍人口297万人。

养老机构的“空置”与“缺口”

    在北京海淀区西四环边上，有一家名叫幸福里的养老机构，今年3月份才正式营业，已经有200多位老人入住，入住率达到60%。

    其工作人员向正兴认为能实现这一数据挺不容易。

    小向对记者说，现在养老院比较多，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养老院的入住率很低，很难实现收支平衡。2013年，北京市有养老机构全市378家，主要分布在五环以外，自己所在的机构是民办公助的非营利性机构，靠近市里，方便照顾退休后无精神疾病、无传染病的老年人，为其提供日间照料、营养膳食、健康管理、居住等服务，在短短半年之内，就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向正兴介绍，2013年，北京公办养老机构有200多家，床位有9万多张，而全市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有15万之多，全部住进去，床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公立养老机构呈现出一床难求的状况。

    而根据2009年北京市提出的“9064”养老模式要求，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据养老蓝皮书专家组测算，大约有4%的老人会入住养老机构，床位总缺口在三成以上。

    关于向正兴的说法，记者也在官方得到了印证。11月13日，在2015年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下称博览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耀垠介绍，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15.9%，预计2025年将超过3亿，老龄养老服务需求也会逐步的增长。这意味着，不仅是北京，全国几乎都存在这养老难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黄匡时曾经做过一个估算，2013年至2050年，我国每年将产生2000万至4000万张养老床位缺口。

    公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民营机构却空置率居高不下，这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不能不说的痛。

    在空置率与缺口的博弈中，北京市老龄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周明明希望：“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老龄产业能够蓬勃发展，我们老龄生活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11月14日，周明明在参加博览会时对同行和媒体说：“记得有一首歌叫《当你老了》，其实这首歌我会唱……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