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的法治之辩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在沉睡40年后，再次正式启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9月9日，84岁的张佰森走出了广东番禺监狱，成为广东首名被特赦者。

同时被特赦的还有河南的范垂礼、庞聚奎和山东的王文甲，他们都因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而符合特赦的条件，并成为首批被特赦者。

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在沉睡40年后，再次正式启动。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过7次特赦罪犯的举措，但一直以来，“特赦”不管是在舆论界还是学术界都是一个偏冷的话题。

法治顺势而为

在过去的40年里，“特赦”对于国人来说并不常见。

以至于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中国社科院刑法学教授刘仁文提出“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就被指为哗众取宠，刘仁文则称，“我提出特赦罪犯的建议，是基于对建设和谐社会、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由于社会各界对“特赦”的认识不一，即使刘仁文2007年底继续提出2008年奥运会实行特赦罪犯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倒是2009年，关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是否实行特赦罪犯，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一场是否特赦贪官的大争议更是吸引了群众的高度关注。

“从‘特赦罪犯’的热议到‘特赦贪官论’争论，‘特赦’一词才开始逐渐走入舆论的视野。”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李波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也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但对于特赦的提出、审查、决定、发布和执行都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进而有效避免特赦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

“中国选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是顺势而为。”李波说，这是本届政府实施“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举措。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赵秉志表示，从法治意义上来说，有助于完善综合治理犯罪的对策机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可以创新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特赦制度的实践，并借此促进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运作；可以鼓励犯人自新，疏减监狱囚犯，节约司法资源。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对这些保家卫国的人士给予一定的宽容，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刘仁文说。

释放特赦犯

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决定，当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10天后，首批特赦犯出狱。

公开信息显示，作为广东首名被特赦者张佰森，1947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来渡江南下广州。

1953年，张佰森转入地方工作后，历任东莞县土改队组长、佛山地区物资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行长等职，1997年，在其退休5年后，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

2001年9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张佰森利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行长的职务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180万元。张佰森被判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财产。随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张佰森的上诉，维持原判。

时年，张佰森70岁。

2015年，84岁的张佰森符合特赦的范围，重获自由。

与张佰森一样，85岁的范垂礼曾经参加过辽沈战役，曾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03年6月至11月期间，范垂礼与北京某大学退休教授孙某某等人一起，采用伪造公文、证件、假冒军人身份、编造中央军委特批名额、承诺将高考落榜学生送到军队院校学习、将来转为部队正式干部的手段，骗取140余名学生家长1900余万元。

2006年，76岁的范垂礼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此后，范垂礼被送到河南省第二监狱服刑。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教授王平称，从河南、广东的第一批特赦人员看，主要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老兵。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他们能够出示相关的证明就可以放人。

王平进一步解释，对于司法部门执行特赦决定，一般会从相对容易核实的特赦对象开始，抗战人员正是最容易核实的，所以对于他们的特赦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对其他类别的人员，相对来说工作会比较复杂，所以时间上可能也会有所延长。

据刘仁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有7次特赦，只有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特赦涉及部分普通刑事犯罪的罪犯，其他6次都是以战犯等特殊罪犯为对象。所以，这一时期的特赦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李波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从1959年到1975年的7次特赦中，没有针对普通刑事罪犯的特赦，这是此次特赦的一个亮点，这次特赦理念主要是针对“一老一少”，特赦的对象也确实达到认真悔改的程度，这样就把对社会存在危害的罪犯排除在外了。

据统计，此次特赦涉及的人数可能在几千人左右。根据司法部的相关报告，截至2013年底，各级监狱的在押犯人已达180.76万人，除在监狱服刑，还包括看守所、社区矫正等。

大讨论

对于是否对罪犯实施特赦的大讨论始于2009年，当时，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相继提交提案，学术界也积极讨论。

时任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吴刚是提交提案者之一，在当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关于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进行大赦的建议》。

他建议国庆60周年赦免9类罪犯，即法律已经变更，原来的犯罪行为现在法律已经废止其刑，或者应受较轻之刑罚，但基于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则，犯罪人没有享受减刑机会等，此外还包括国际通例规定可享赦免权的，如75岁以上老人。

当时，刑法学教授高铭暄也建议“中央在国庆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有条件地赦免普通刑事犯”。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就搞过特赦，效果不错。我们曾定下这个特赦制度，总不能长久地悬在那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一个喜事，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大庆的情况下搞一个特赦，有利于让老百姓看到，这个国家还是有它的‘仁政’。”高铭暄说。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赵秉志也曾呼吁称，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益临近，应否适时行赦以及如何行赦，已经成为关涉国家法治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重大现实问题。

北师大刑科院教授阴建峰透露，2009年，他们曾将一份特赦报告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政法委、“两高”和司法部，而且“是在2009年3月初，全国两会之前”，后来没有得到正式复函，内部反馈意见是“还不成熟”。

其实，反对意见并不在少数，时任吉林省高院院长张文显当时就表示，对一些没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可以实施减刑，但提大赦还不合时宜。“一些小国，一些相对来讲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可能有大赦先例，但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犯罪高发期，在罪犯人数蛮大的情况下，我们要实行大赦，会给社会犯罪分子一个错误的信号，我认为这不利于整治社会治安。”

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周光权也认为2009年特赦尚不具备条件。他当时认为特赦可能会影响刑事法律和审判权威，同时，集中特赦的罪犯，还不具备让他们很好回归社会的条件。另外一方面是，被特赦的罪犯很可能和被害人产生直接的对抗。还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更加严峻。

刘仁文则呼吁制定一部赦免法，以避免赦免实践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据他介绍，从赦免种类看，我国目前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但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赦免制度的规定来看，赦免制度一般应包括大赦、特赦、减刑和复权四种类型。

但是，这场讨论却并没有结果，倒是在此之后，关于特赦贪官的论调多了起来，认为通过特赦的方式，减少贪官的存量，促进政治廉洁。

完善特赦制度

根据宪法规定的特赦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由国家主席颁布特赦令。但是，特赦本身会涉及司法部监狱部门、公安、法院、检察院和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包括社区矫正人员。

李波介绍，特赦条款规定比较抽象，如今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够按照以前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进行。

目前已释放的罪犯，由三部门负责执行特赦：首先，监狱对符合条件的罪犯进行摸底，并将材料上报给监狱管理部门审定；监狱管理部门再将特赦建议书提交给监狱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法院对材料进行核实确认无误后作出裁定；检察机关会安排专人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意见。

为确保特赦工作有序进行，中央政法委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准确把握特赦总体考虑和适用条件，坚持严格范围、审慎稳妥、依法进行，“切实做到不能错放一人，也不能漏赦一人”，要严格依法按程序办理特赦、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坚决防止腐败，坚决杜绝造假，凡符合特赦条件的一个都不能漏，一个不能少，凡不符合特赦条件的坚决不予特赦，一个不能多。要严格遵循特赦案件的办理程序，规范案件受理和审理，规范法律文书制作和送达，务必做到严谨规范。所有特赦裁判文书都要公开发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刘仁文也提出，特赦令执行需要遵循公共政策执行领域的监督原理，加强对执行过程的监督，以确保实现政策的本来目的。“由于牵涉面广，加之一般赦免令本身常常不直接确定具体的赦免名单，因而更需要在执行中采取听证等公开、透明的措施，以免出现腐败等影响赦免声誉的现象。”刘仁文说。

而针对年龄比较大的特赦犯回到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王平称，大多数特赦老年犯人都有儿女，出狱后由家人安排居住。如果特赦的老年犯人有困难，司法机关有专门的机构可以接收这些人。比如社区矫正中心，这些社区矫正中心里不完全是社区矫正人员，也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特赦犯人可以临时居住在这里。

“当然，这种安排只是临时的司法救济，社区矫正中心也不是长期的救济机构。长期看，特赦老年人可以和普通民众一样申请低保，也可以申请到当地的养老机构和社会救助机构继续居住生活。”王平说。

更多专家学者则提出了完善特赦制度的建议。

在特赦制度研究颇有建树的刘仁文也指出，由于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因此，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明确赦免实施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条件，比较科学可行。

“国外大多数国家在宪法刑法或者其他单行法中规定特赦制度,并已经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实体和程序制度。”李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