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和政治之间的故事

德国新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教授，曾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形象地比喻为法学研究中的“好望角”。其实，不仅仅是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交错繁杂的关系，法律与政治之间亦是如此错综复杂，而且混乱中很难觅其真实，也鲜有定论或答案。

作者杰弗里·图宾在《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一书中，以记者而非法学家的视角，集中展示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当然，这也是优势，以媒体人独特的观察视角，犀利的笔锋，特别是用故事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白宫之间的关系，讲述美国法律与政治之间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以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奥巴马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为起点，至医保案止，讲述了联邦最高法院6年间（2007年至2012年）“现实生活中蕴含的那种混乱的真实”，特别是大法官们的个性以及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正是这些故事，如果有足够耐心，并认真读完，或多或少地会改变我们对法律与政治的固有认识。比如，我们印象中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独立于政治，保持绝对的司法至上和司法独立。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现在的最高法院，也包括历史上的最高法院，不可能是只“钟情”于法律，唯法律马首是瞻。

其实，这也是图宾想在书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人们说，最高法院与政治无关。而我的观察是，大法官们都已卷入政治之中，他们无法把最高法院与白宫分开。”联邦最高法院不是想象中的“净土”，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党派之争，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2009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赢得提名大法官的机会，这也是民主党经过15年的漫长等待后，可望改造最高法院的绝佳时机。因为，由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任何一名大法官的变动，都有可能改变甚至左右最高法院的未来走向。谁可以出任大法官，提名权由总统控制；而总统具有党派性，所提名的大法官，同样具有党派性，只不过，最高法院的党派性转化为个人司法理念，没有引人注目而已。正是基于此，总统一般会提名与自己属于同一党派、同一立场，且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人出任大法官。

奥巴马总统提名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接任苏特大法官，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第111位大法官，政治倾向或者党派性是首要考虑因素。

索托马约尔出身于纽约一个贫困移民家庭，父母均来自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其耶鲁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大都市检察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直至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她从社会底层，一步步成长为社会精英。作为拉美裔，索托马约尔说：“我们身为女性和有色人种的生活经历，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个人经验会影响法官选择相信怎样的事实”；与此同时，她强调“我的司法哲学，就是忠实于法律”。索托马约尔的生活经历，反映在司法判决即投票层面，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倾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影响案件结果，毫不奇怪。不过，这只是影响，与政治干预有本质区别。大法官往往基于与某一党派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赞同或支持某一党派，久而久之，逐渐形成自己的司法哲学，比如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宪法原旨主义立场，因此所谓的保守或民主，更多基于个人偏好，而不在外力强加。

2010年，由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医疗改革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如果该法案得以顺利实施，美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民医保。但政府认为，该条款从本质上讲是经济行为，对经济行为的规制属于政府职能之一，不违反联邦宪法；反对者则认为，该条款超越了经济管理制度，属于强买强卖，严重限制了个人自由，而自由原则是美国立国之基。2012年3月，最高法院就医保法案是否违反联邦宪法进行听证，这不仅涉及近三千万人的医疗保险，而且影响奥巴马总统是否连任。这也再次说明，法律与政治的复杂性，谁与谁联姻，谁是谁的“帮凶”，有时并没用明确界限。

此时，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五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保守派势力明显占优势。在投票中，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以及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索托马约尔和卡根肯定会支持医保改革法案，但这还不够，如果想维持，尚需关键的一票。在联邦最高法院，最有影响力的往往是那些关键的少数派，即“骑墙派”，尤其是在4票4票的情况下，他（她）一般是双方争夺对象，这一票投给谁将决定案件最终命运。

这一次，更富有戏剧性，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出人意料地成为关键的少数派，将手中一票投给了民主党，并执笔起草了法院多数意见，促使奥巴马医改案在最高法院顺利闯关。罗伯茨支持医疗改革法案，对奥巴马而言，这一票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医疗改革法案本身，政治效果远远大于法律效果，为其连任奠定基础；对首席大法官而言，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至少预示着罗伯茨法院时代的到来。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些故事，尽管没有直接列明法律与政治的一些结论，但读完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