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贤：重构政治生态关键在吏治

    这一切都在为重构一个廉洁清明的政治生态做准备，特别在即将到来的地方和中央换届年，《规定》对全面从严治党、建立一支廉洁清明的执政队伍至关重要，也是重构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要件。

　　日前，中央印发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在多年从事党建工作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眼中，这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共在加强党建方面打出的“组合拳”之一。

　　张希贤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我国，干部能上不能下一直以来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社会对干部队伍建设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规定》的出台，打破了这个“上易下难”的潜规则。

　　同时，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正风肃纪、反对不正之风等系列成果融入到制度建设当中的体现。

　　“这是对近年来某些干部被问责处分、违反‘八项规定’、裸官问题以及官员财产申报不实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规定，体现党最新的建设成果。”张希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规定》从宏观上解决了官员到届、退休、被问责查处以及庸官能下等问题，对领导干部“如何下”做出了制度规定。

　　张希贤称，这一切都是在为重构一个廉洁清明的政治生态做准备，“特别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和2017年，是地方和中央换届的时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相关规定对全面从严治党、建立一支廉洁清明的执政队伍非常关键。”

重构政治生态

　　在张希贤看来，十八大后，中央正通过大力反腐的方式重构政治生态，而建立一支清明廉洁的干部队伍，是重构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

　　“反腐风暴过后，就需要制度来稳固反腐成果，使反腐进入法治化、制度化、常态化。”张希贤说。

　　在用人制度方面，十八大后，中央就已经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教育培训、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干部问责、干部兼职、干部档案管理、“裸官”治理等方面制度。

　　而于今年6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张希贤认为，这体现了党内制度设计日益完备，说明“制度治党”已成常态，正成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发力点，随着各项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共将最大限度地释放从严治党的叠加效应。而后者更是体现了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方面的重要进展。

　　对于政治生态重构，张希贤认为，主要有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社会政治生态重构三方面。

　　“比如最先采取的是对权力运行经费实现制度化，2012年，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就推出了‘八项规定’，刹住了享乐主义的奢靡之风。”张希贤说。

　　随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大规模地推进反腐工作，一方面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治党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这些都是重构政治生态的具体体现。

　　对于如何重构政治生态，干部队伍建设无疑最为重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指出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张希贤认为，重构政治生态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根本目标，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是未来衡量领导干部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标准。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出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给谁上谁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张希贤说，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治党制度化，在2016年将达到一个全新的地步。

　　2016年是全国省市县三级党委换届的一年，张希贤解释，表面上是省市县三级党委换届的问题，实际上是第一次构建十九届中央执政团队，甚至包括2017年的中央换届。

　　“对于党内来说，必须是制度先行，所以，日前发布的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就是针对2016年省市县三级党委换届的，哪些干部上来，哪些干部淘汰都有明确的标准。”张希贤说，这是未雨绸缪的表现，为全面从严治党走出了新的一步。

　　《规定》提出，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　　

破除“老人政治”怪圈

　　8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称，领导干部要习惯“人走茶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更甚的是，虽然退下来多年，但是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意撒手。

　　张希贤分析称，这种现象是更广义上的领导干部“下不来”的表现，而这对于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极其不利的，“一些领导干部让他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甚至该退下来的都没有干净地退下来，还想享受在任时的待遇。”张希贤说。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政坛上就存在一种“老人政治”现象，官员卸任后，对政坛仍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张希贤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用人制度造成的。

　　官员在任时，会提拔一些下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往往是其亲信、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门生故旧。“这些门生故旧确保他退休之后，在政坛上还能发挥几年的作用，所以历史上在官员退休后常常会产生一种老人政治现象。”张希贤说。

　　这种现象对于建立一个干净清廉的政治生态具有负面的影响，张希贤通过多年观察发现，由于“老人政治”的存在，一些退休领导干部常常会对当下领导干部任用问题进行插手干预，对党建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干预的方式主要通过利用退休官员的权力余温和门生故旧来达到目的，“通过打招呼、写条子、推荐人的方式，影响当下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老干部推荐新干部，本来是中国共产党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程序，但是，推荐一旦超出了正常的程序，往往就会出现“跑官要官”的问题。因此，对于不符合组织程序插手领导干部任用的现象，张希贤认为需要格外的警惕。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用退下来的老干部要项目、要资金的现象，在当下社会上也是屡见不鲜。张希贤认为，这是在治理腐败问题的过程中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同时，由于“老人政治”的存在，往往使得政坛上形成形式各样的帮帮派派、团团伙伙。“在任的时候违反组织程序提拔亲信、门生故旧，本身就是拉帮结派的表现。”张希贤说。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就明确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同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帮派团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但是‘老人政治’有时候往往成为团伙、帮派的纽带。”张希贤说。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的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腐败窝案、串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往往感觉到有压力，甚至出现请老干部出来为当地官场说话的现象。

　　对此，张希贤认为，老干部应该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直，不宜随便表态，“老干部出来说话是否会影响中央反腐的进程、反腐的力度和反腐的决心，这些是老干部自身需要关注的，对于反腐的问题、政治问题，是否适合这样随便表态？”

　　但张希贤又强调，对“老人政治”也不能够一概而论，“退下来的老干部如果出于党心、公心，出于对现任一些领导干部胡作为、乱作为、不作为现象的关注和反应，这其实对一个地方的政治清廉也有很大的作用。”张希贤说。

新用人思路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上到一定级别后“下不来”的现象，张希贤称，主要是由于对“能上能下”相关规定的制度不明晰而导致的。

　　“一直有这方面的制度，但没有明晰的规定，比较笼统抽象，所以，领导干部到了一定级别再往下调整就不好办了，只好等着出事后再抓，不抓就确保一辈子稳稳当当了。”张希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治党不严造成的。

　　十八大后，党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并通过大力反腐将一批问题干部或追究刑事责任，或通过党内处分的方式进行下调，“这客观上排除了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出台的阻力。”张希贤说。

　　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原常委张田欣被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被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被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处分，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

　　“通过反腐抓了一批、撤了一批、处分了一批，因此反腐会逐步进入常态化、制度化，如何预防腐败，则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用人制度来实现。”张希贤介绍，《规定》其实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用人思路。

　　近日，浙江省一名任团省委书记的正局级领导被“降格”到“冷门”单位任普通副局长，这种反常态的调动引起媒体的热议，张希贤表示，这并不能说明这样的安排就有特殊的意味，但中央对干部基层工作经验的注重是不容质疑的，“团口出身的干部，基层经验一般比较匮乏。”张希贤说。

　　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基层锻炼对丰富领导干部的阅历和经验、提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增长才干、提升领导创新意识、塑造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央对领导干部治国、治省、治市、治县的综合能力非常看重。”张希贤说。